方志、方向、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二、方向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方向。由于方志学科体系尚不够完善，方志理论研究对象不明确，导致各立门户、散兵游勇、众说纷纭的情形十分严重。这一点必须引起方志工作者高度重视。

（一）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在方志界，始终存在虚无主义的倾向。如业务培训，很多人主张这件事怎么记就怎么讲，不要讲理论，学员听不进去。方志包罗万象，怎么可能将每件事都讲到，讲不到的事新学员回去就不知道怎么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之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方志业务培训就是要讲一点理论，就要当作理论研究班来举办，听不进去是讲课的水平问题，不讲是方向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真经，讲真谛，让学员找到感觉和兴趣，在他心灵上点亮一盏灯，回去就可以照亮一片，遇到新问题就有解决的思路。

再如方志理论研究，有人说：“至于志书的体例，我认为不是重大问题。……现在很多人写文章，研究方志理论，追求创新。我个人的看法，地方志其实没有过于高深的理论。”这个观点在历史学界中很流行，历史学者总将方志当作小儿科，认为没有什么可创新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假如说方志研究方向目标定在无重大问题，无高深的理论，无须创新，那方志理论研究就可以休矣。事实上方志横陈百科，纵述古今，千头万绪，有很多重要问题要研究，两轮新编方志实践需要作大量的工作加以总结，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方志学科建设永远在路上。

为何让其他学科学者认为方志没有高深的理论，应该看到方志研究人才缺乏，成果粗放，没有达到与学科相称的水平。但是，在十几万修志大军中，在成千上万的论文论著中，不是一点精英一点高深理论都没有。2010年9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广州举办“第十届国史研讨会”，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社科院当代所、党史、方志界都有代表参加。本人当时负责一个小组的交流讨论情况向大会汇报的任务，于是就研究了与会的论文，发现史学界专家教授写的文章偏于叙事，讲故事，选择历史上一个事件，叙述经过，分析原因，纠正讹误，然后谈一点作者观点，因有历史故事支撑，很有史料价值。而方志人写的文章，没有故事，基本是修志实践升华与理论探讨，一旦时过境迁，也许有的就没多少价值。相比较而言，史学文章研究方向偏于史料学，写作难度并不大；方志学文章研究方向偏于结构学，纯理论研究，写作难度却并不小。方志研究有没有高深的理论，主要是对方志领域不了解，对研究方向定位太低。中国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198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中称“地方志是一门大学问”。这句话说在点子上，为方志理论研究指明了任重道远的大方向，方志应该当作一门大学问研究。方志工作者应该有这个自尊，选准大方向，研究大学问。

（二）方志理论研究方向和目标就是方志学研究对象与学科建设

方志学科建设是伴随方志事业始终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中，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十分重要，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向来自不同的学科定义，所以，这是关系到方志学科性质、内容和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在中国地方志1989年学术年会上，对方志学研究对象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是新疆代表提出方志学研究对象是“地方”。《年会纪要》对“地方”之说采取了包容的态度，结果激发了新疆代表研究热情，事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方志改革从理论入手，将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改为以认识与记述地情（区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方志学研究对象是方志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方志通鉴》总结“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列出“方志说、文本说、现象说、地方说、地情说、区域发展说、方志领域说、多元说”等八种观点。这八种观点可归为三类：

一类是“方志说、方志领域说”。这是方志学研究的根本对象，但说得太抽象，表达不周全。

一类是“文本说、现象说、多元说”。这一类较为虚幻，限于篇幅，姑且不议。

一类是“地方说、区域发展说、地情说”。这三说都是研究地方情况的。地方情况是方志记述的对象，不是方志理论研究的对象，不能将方志与方志学科的概念混为一谈，方志学是方志派生出来的学科理论，两者性质绝对不是一回事。方志编纂研究地方，方志学理论不研究地方，不研究区域发展。科学无国界。我们要建立中国方志学，不会去研究中国地情和中国发展大问题的。

（三）任何离开方志的方志学研究必将误入新送命运的歧途

从历史上看，方志学研究对象并没有那么复杂，古代方志研究主体就是修志人，研究对象就是志书。方志是社会意识产物，仅仅局限志书是不够的，也要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故要创新。创新是不竭的动力，但不能搞没有根谱的创新，将方志学改名换姓，这种创新必将误入断送命运的歧途。方志学为何迟迟不能独立，主要原因是没有守住方志根本，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使研究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例如清代以来，有很多学者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方志，对方志学的形成也产生过积极作用，结果方志学未能自成体系，成为历史、地理两学科的附庸。当代方志理论研究走创新路子，凡是离开方志基石的创新，路子都没有走到底。譬如一开初有的学者试从政书的角度、有的从信息学的角度、有的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有的从地情学的角度、有的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有的从百科全书的角度研究方志，改革方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回答这些研究，选错了方向走错了路，企图颠覆方志学，均以失败而告终。

（四）方志学定义内在规定方志理论研究方向

方志理论研究方向应该在方志学定义中作出规定。方志学定义是新方志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方志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关于方志学定义的表述介绍了五种代表性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是：“方志学是研究地方志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这是来自中国地方志1997年学术年会论文、《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2期发表的拙作《论方志学科建设的研究主体和客体》一文，《通鉴》同时介绍了拙文提出的方志学科分支的“十分法”结构。定义要高度概括科学抽象。具体说来，这条方志学定义为方志学科理论研究内在规定三个方向：

一是要以方志为根本对象，研究方志的产生与发展、性质与功能、体例特征、编纂章法、出版载体等形态。

二是要以方志事业为对象，研究方志如何组织编纂、保证质量、馆藏管理、开发利用等工作。

三是要面向社会和百科，研究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动态。这是志书分类赖以生存的根据，方志学家的前提应该是社会学家，不是研究某一个区域发展状况，而是要了解全社会的结构运动，总结方志与之适应的运动规律，创建与时代相称的自成体系的一门方志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