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但是，回顾新方志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对新方志如何体现教化的作用还是做得不够。志书如何实现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特定的体裁形式、一定的篇幅承载规定的内容，为教化提供生动具体的教材，提供可效仿的范例。笔者就此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方志学学科建设是地方志事业繁荣和发展的基石。加强方志学学科建设是方志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历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都加以强调，并将其列入发展规划中。方志界同仁和专家学者在方志学学科建设理论探索方面成绩突出，但作为专门学问成为独立的方志学学科仍处于理论研究层面，关键是研究成果和研究人才匮乏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7月20-21日，“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新起点”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与会。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流传于世，从中可看到嘉靖以前四套县志的眉目。明嘉靖时，临武隶属桂阳州，但桂阳不是直隶州，还得隶属衡州府，所以临武编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之十二《衡州府》。

不满三十，郢王怎么就去世了？经相关专家考证，朱栋之死可能与炼丹吃药有关。当时比较盛行炼丹吃药，特别是达官贵族为了练就长生不老之躯而沉湎于此。而且也确确实实在他的棺床上发现了汞的成分，这是炼制丹药时会用到的材料。

先秦志书不同于《汉书》等后世正史中的《天文志》《地理志》等“志”。前者是先秦时期的讲史档案，后者则是汉代以降正史中专记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史书体例，二者名同实异，不可相提并论。

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地方史、地方志的渊源和演变。...

扬州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米，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

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

常州宝卷数量多，刊印时间早，其中大多为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至民国初期的产物，而且独具常州特色和风情的宝卷留存多。在传抄过程中，不少常州方言元素渗入宝卷中，用常州方言宣卷也是一大特色，同时常州宝卷也是常州滩簧、常锡文戏和锡剧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