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流传于世，从中可看到嘉靖以前四套县志的眉目。明嘉靖时，临武隶属桂阳州，但桂阳不是直隶州，还得隶属衡州府，所以临武编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之十二《衡州府》。

先秦志书不同于《汉书》等后世正史中的《天文志》《地理志》等“志”。前者是先秦时期的讲史档案，后者则是汉代以降正史中专记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史书体例，二者名同实异，不可相提并论。

晚唐杜牧所作《清明》一出，杏花村闻名于世。由于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杏花村的确切地点一直众说纷纭。清康熙年间，郎遂编纂池州《杏花村志》十二卷，被收入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文献《四库全书》。

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图因其形象直观和重要性，引起历代修志者的重视，在地方志中有大量体现。古人阅书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其功用在于“史言其文，图征其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永清县志·舆地序》中有云：“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

年鉴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编纂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年鉴生命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也是年鉴事业规范化和创新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说：“人才队伍素质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辈出、人才济济，事业发展就能上台阶、上层次。”

民间传说，巴岳寺产木莲，是我读了《明万历合州志》才知道的。木莲生长在巴岳寺，轻易不开花，一旦奇葩怒放，铜梁必有士人中举。木莲呈端，屡屡应验，因而成为神树。那时节，每逢乡试来临，寒窗苦读的学子、望子成龙的父母，必定斋戒沐浴，满怀虔诚去巴岳寺焚香祈祷，木莲树枝上系满寄托美好憧憬的红绸，迎风飘扬，成为一大景观，巴岳寺于是名播遐迩，誉满川东。

旧志整理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文字工作繁冗，如有不慎，就会事倍功半，在整理旧志中，我们应采取以下步骤与方法，以体现古籍整理的要求。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郫县之有志，据考始于宋代《古郫志》，自宋代到清同治八年，计有县志七部，已知著作者的有四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令沈芝重印的《郫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县令朱鼎臣主持编纂的《郫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令杨得质在嘉庆志上增补三篇艺文志，称为道光志；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陈庆熙主持编纂的《郫县志》。经过岁月风霜，诸多县志鲜有留存。

对于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国子监的研究，学界多侧重于对它的历史变迁、发展概况、功能特色等方面进行探索，而对记载国子监的“专志”研究略显薄弱，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对清代编纂的《国子监志》的编纂特色和史料价值进行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