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创新是城市年鉴发展的永恒命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新和规范化一直是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两大主题。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的历任领导都以创新和规范化作为年鉴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每年一次的年鉴编校质量评比、五年一次的全国年鉴编纂质量评比，都把创新与规范化作为衡量的重要指标。特别是许家康主任任职以来，不辞辛劳，为年鉴的创新和发展大声疾呼；全国年鉴工作者以《年鉴信息与研究》、《中国地方志》等学术刊物为理论争鸣和经验介绍的阵地，将创新与规范化的研究与实践不断引向深入。新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在一次次的碰撞中不断推动着年鉴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下面我就这次会议的主题从三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多元化格局中城市年鉴的定位

中国年鉴有多少种？我们姑且从中国版协主办、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中的参评年鉴来做个大致的统计。1994年第一届评比时约800种，1999年第二届评比时有1300种左右，2004年第三届评比时约有2000种，2009年第四届评比时约2500种。2009年总数比1999年几乎翻了一倍。这个数字还只限于在编公开出版的年鉴。如果加上未参加评比的公开出版的年鉴和在编的内部出版的年鉴，全国年鉴种类保守估计将超过3000种。四届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的评奖系列也在不断增加。第一届、第二届评比地方年鉴与中央级年鉴没有同步，参评系列共有四个，也就是中央级年鉴、省级年鉴、城市年鉴、地州县区年鉴。第三届评奖，第一次实现地方年鉴与中央级年鉴同时评奖，加上地方专业年鉴系列参加评奖，一共有五个系列参评。第四届又增加中央企业年鉴系列，共有六个年鉴系列参评。参评年鉴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反映了我国年鉴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城市年鉴自身如何定位，是涉及城市年鉴发展的重要问题。

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城市年鉴、地州县区年鉴是作了区分的。实际上地级市和地州县区城市只是城市规模上的差别，就两个级别的年鉴来说，编纂的组织形式、编纂宗旨大同小异。综观全国的实际情况，城市综合年鉴基本在走“党委领导、政府主办、志办编辑”的路子。城市年鉴是“官办”的“官书”，这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年鉴因其主办单位、编纂宗旨所限，它的读者范围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城市年鉴的盈利空间会越来越小，公益性质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城市综合年鉴从产品属性上来说是一种政府主持生产的公益性文化产品。这样的定位是年鉴事业发展的结果，是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行业改革后年鉴市场细分的结果。我们不能单纯以发行量来衡量城市年鉴的成功与否。城市年鉴的发展不是挤占了年鉴市场的份额，恰恰相反，这样的定位给专业类、生活类、娱乐类等经营性的年鉴腾出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最终会催生真正面向市场、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新年鉴种类，从而促进中国年鉴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年鉴存在的问题及折射出来的基本矛盾

在中国年鉴事业几十年蓬勃发展的历程中，城市年鉴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从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年鉴热，90年代年鉴创新和市场化的探索与实践，到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区县级年鉴的崛起，城市年鉴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市年鉴在信息来源、资金保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在记述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全面性、权威性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第四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我们看到年鉴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框架条目在特色化、个性化、时代化方面，条目释文在资料性、年度性、工具性以及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的连续性等方面都有新的提高。年鉴内容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评比和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看作是对年鉴创新和规范化的一次“大阅兵”，城市年鉴在历次检阅中取得的成绩我们引以为豪，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结束后，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关龙先生总结了我国年鉴存在的四方面问题：一是服务现实、服务社会很不够，二是“三贴近”要进一步加强，三是提高编校质量十分紧迫，四是年鉴编辑队伍亟须加强建设。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也是城市年鉴所面临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服务现实、服务社会很不够”、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两大问题，在城市年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下，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是有限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组稿方式导致城市年鉴的框架设计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和行政化、部门化的痕迹。类目结构设置表现出“官本位”倾向，即按照政府部门的工作分工来设置类目，按照政府部门的工作内容来设置分目、条目，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广阔性、丰富性和生动性，使得年鉴更像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总结汇编。在记载的内容方面，对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对象记述过少，对社会基层的信息反映过于贫乏，对真正能够体现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重大危机预警应对、严格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的材料挖掘得不够充分，很难体现出年鉴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举例来说，很多年鉴的“社会生活”类目，记载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而是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特别是民政部门日常工作的情况，对百姓的收入、消费，对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物价水平、衣食住行，对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尚反映太少。又如“商业”类目，对计划经济时代就有的粮油商业、供销合作、烟草专卖等行业记载详细，对新兴商业领域如电子商务、餐饮娱乐、家政物业、信息咨询等服务行业的记载偏少，甚至避而不谈。又如“卷首彩页”中地方领导的照片挤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个别条目中领导的名字和职务罗列出长长的一串，条目的实体信息却寥寥无几。

这种做法会导致城市年鉴记述的资料内容空泛，以偏概全，“官本位”倾向严重，缺乏独立的立场和鲜明的个性，年鉴的资料性、年度性、连续性、工具性等年鉴基本属性的得不到充分体现，致使年鉴不能够完全承担起“存史、资政、实用”等功能。这与城市年鉴作为公益性文化产品的定位是不相吻合的。这些现象反映出城市年鉴的两对基本矛盾，即孙关龙先生在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结束后重申的年鉴编纂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是飞速发展的社会客观实际与年鉴对其记述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或读者）对信息愈来愈急迫的需求与年鉴所能提供信息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拓展年鉴的资料广度、挖掘年鉴资料的深度、提高年鉴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下工夫。

三、规范与创新是城市年鉴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说规范和创新是城市年鉴发展的两大主题。规范和创新不是互相矛盾、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规范化为创新提供质量保障，创新为规范化开拓新的领域，最终催生更加科学的规范标准的产生。我们不能只谈创新而舍弃规范化，也不能死守规范不敢创新甚至反对创新。创新和规范化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年鉴的质量，提高年鉴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创新是年鉴的立足之本。究竟什么是创新？城市年鉴需要在那些方面创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许家康主任指出年鉴创新有八大方面，即观念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品种创新、栏目创新、选题创新、内容创新。如果从一部城市年鉴的发展实际来说，个人认为创新就是要回答三个问题，那就是：年鉴编什么、怎么编、编出来以后怎么用。这三个问题分别从年鉴的内容、编纂方式、使用效果三个关键层面提出来的。当前城市年鉴应该围绕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着重从以下三方面来创新。

一是信息采集方式的创新。城市年鉴应继续发挥行政手段收集信息的优势，不断挖掘、培育供应年鉴信息的新主体。可以邀请行业协会、特约作者加入年鉴编纂队伍。行业协会是某行业的非政府组织，在行业中具有引导和自律作用，对行业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一些政府部门没有掌握的信息资源可通过他们来获得。特约作者可以是某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某个政府部门的“笔杆子”，也可以是从事年鉴工作多年后转岗的有经验的作者。除此之外，年鉴编辑人员要转变保守的观念，克服惰性，变被动等信息为主动找信息。著名作家夏衍先生曾说：“主动的编辑，自己主动找题目、主动找作者、主动根据宣传需要和读者需要安排版面；被动的编辑，就只是被动应付，作者来什么登什么。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或者可以说一种是动态地编，一种是静态地编。被动的编辑，如同蜘蛛在房檐下结个网，来苍蝇吃苍蝇，来蚊子吃蚊子。主动的编辑好比‘苍蝇老虎’，它先是蹲在屋角窥视着，根据需要来捕捉对象。”城市年鉴的编辑要主动出击，主动找题材、挖掘信息资源，不等不靠，化被动为主动。

二是内容形式的创新。每座城市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定位等方面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城市年鉴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要把最能充分反映城市特色的信息资源汇编在年鉴中。在框架设计方面，应在符合科学分类的前提下，打破条条框框，重点突出有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内容。内容选材方面，应适当选择一些回溯性、背景性资料，或运用一些历史性的资料与年度性资料对比，或运用一些与当地联系紧密的外界资料，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体现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在年鉴编纂实践中，每部年鉴都应制定一个科学的编纂体例，使选题原则、框架设计方案、条目写作规范、图表运用格式、检索系统编制等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这样才能保证年鉴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三是年鉴产品利用方式的创新。受年鉴的载体形态和呈现方式的影响，纸质版年鉴的载体形态是传统的、平面的、单向的、滞后的；而信息化时代人们对信息的要求是个性化的、多元的、互动的、迅捷的。在信息社会，单本年鉴的信息容量很容易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所以，城市年鉴应根据信息化的要求，寻找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目前来说，建立年鉴数据库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与方正阿帕比共同发起，与各年鉴编纂单位合作建设的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现在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各高校的图书馆、研究机构都在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某个地区而言，可以借鉴这种做法，以省或地级市为单位，开发一个地域性的年鉴全文数据库;也可以以某个经济共同圈为单位开发一个年鉴数据库，如长三角地区可以开发一个“长三角城市年鉴全文数据库”。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改变年鉴利用的传统方式，对年鉴资源的整合共享、优势互补和二次开发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提高年鉴资源的使用效益和信息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

规范化是提高年鉴质量的重要保证。年鉴规范化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减少文字的差错，注意标点符号、称谓、计量单位等方面的规范使用”。年鉴规范化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年鉴作为出版物，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出版行业相关的国家标准，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二是年鉴编纂流程和工艺必须规范化，即组稿、编辑、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必须遵循科学的程序和规范。第一个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但做得还不够。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的结果告诉我们，“减少文字的差错，注意标点符号、称谓、计量单位等方面的规范使用”只是规范化的一个方面，今后我们更应该重视把好事实准确与否关、把好有否知识性差错关、把好政治关。

规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从年鉴的生产过程来说的。这跟一般的商品生产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科学、严谨和可靠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作保障，要想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最近几年，各地相继出台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规范细则，这说明我们对年鉴生产过程的规范化越来越重视了。但出台的细则主要是省一级层面的，地市一级或区县一级层面的编纂规范细则较为少见。其实，每一部城市年鉴都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出版行业的国家标准以及年鉴编校质量评比差错认定细则等现有规范，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细化的编纂规范，用于指导年鉴组稿、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这应该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有的城市年鉴可能已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经验，也希望大家能一起交流切磋，互相提高。

前面我从城市年鉴的定位、城市年鉴的基本矛盾、通过创新和规范化促进城市年鉴科学发展三个方面发表了个人的一些看法。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多提意见，希望各位同仁加强交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提高，继续推动年鉴事业科学发展！

（本文选自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城市年鉴工作部主任贾大清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图片选自网络，图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