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亚:年鉴如何编以致用?

《英国百科全书》作者斯梅里(Smelie)说:实用性应是每种出版物必须注意的特点,不注意这个特点,不论书籍还是作者,都不能得到人们的批准。年鉴是逐年编纂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读者面广时长,需求复杂。如何使年鉴编得更有用途,应是年鉴同仁共同关注的问题。

邓小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记录、传承、改革、开发、富强等;四化建设的需要:科研、决策、计划、规划、人才培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

一、编是手段,用是目的

1. 信息海洋,目不暇接

从横的方面看,读者每天要面对如洋似海的信息、资料、知识,任何载体都是沧海一粟。年鉴载体独步天下的风范,贵族身份的形象已不再有。一般读者获取资料可替代的载体很多、网上查找成为最主要的方式。对于目的性很强的读者来说,年鉴唯一性地位也基本不存在。可选择性强、可替代物多是当今文化界、史志年鉴界必须面对的事实。

2.变化加快,崇尚便捷

从纵的方面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快速变化,产品快速升级换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和碎片化已成主流。读者需要用最便捷的手段获取最有用的资料。

3.以变应变,适应读者

早在1991年,范作义先生就在《年鉴工作与研究》上发表“编以致用”的文章,明确提出“编是手段,用是目的、落脚点,离开用,编就失去了方向”。

年鉴载体如不适应新的形势,就会失去读者,出版而不能资政,存史而不能教化,就会被边缘化、装饰化,就会失去生存的价值、编纂的意义。

二、实用是年鉴的应有之意

1.年鉴的形成发展过程

○1形成过程

大约在15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

○2发展历史

经过初始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

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世界各地。

○3发展环境

资产阶级革命,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编纂出版的相对自由。

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城市化。

统计学的产生,统计制度的建立,统计体系的完善。

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突破。

2.年鉴实用性与历书实用性之比较

基因传承:

         历 书                 年 鉴

         年度性                 年度性

         实用性                 资料性

         权威性                 工具性

         大众性                 权威性

         工具性                 实用性

         资料性                 大众性

就实用性而言,年鉴实用资料在量上比历书大大增加,在质上下降;年鉴实用资料占比小,历书占比大;年鉴实用资料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可比性,历书则不具备。

3.年鉴实用性之考察

○1业内对年鉴实用性的研究

1990年,《武汉年鉴》邵荣霞女士在《年鉴通讯》发表“浅谈年鉴用户需求研究”,提出用户需求研究是发展年鉴事业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克服年鉴编纂中的盲目性、加强目的性,使年鉴这一载体具有适用性、针对性,从而提高年鉴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

1991年,《武钢年鉴》杜芝轩发表“提高年鉴实用性管见”论文。

1991年,范作义发表“编以致用”论文,强调使用价值是年鉴工具书性质决定的。

1991年,肖东发教授《年鉴学概论》中专设一节“年鉴的用户需求研究”,对年鉴用户类型、用户心理、用户使用动机和目的进行了分析研究。

1993年,《中水电年鉴》王波发表“年鉴如何更好地为读者需要服务”,提出要围绕加强资料性、实用性、权威性做文章。

1999年,《浙江年鉴》韩荣根发表“浅议年鉴的实用性”。

2001年,辽宁海城李晓旭发表“增强年鉴实用性”,提出三个途径:调整更新框架结构,体现时代的特点;扩大资料搜集范围,强化年鉴的使用价值;增加贴近生活的内容,扩大信息含量。

2003年,许家康会长提出“关于年鉴的实用性,有人理解为仅仅是增加一些实用性常识,或便览性指南性资料,或趣闻轶事等等,这样理解并不全面。应该是为读者及时提供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料,包括领导决策、学者研究、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所需要的资料。”

2004年、2008年,我在《年鉴信息与研究》分别发表“《穷里查年鉴》对我们的启示”“着力提高年鉴的实用性”。

2010年,《深圳年鉴》沈晓娟在《年鉴论坛》第一期发表“创新思维,提高年鉴实用性”。剖析实用性不强的根源:官腔、官架子、官商,单方面供给信息,不考虑受众需求,不需要受众反馈。

2013年、2014年,莫秀吉副会长在《年鉴论坛》第四、第五期接连发表“论年鉴的实用性”“努力增强县级年鉴的实用性”。

30多年的实践证明,本会一直重视年鉴编以致用问题,提高实用性是年鉴界长期努力的问题,在当下更需要大家关注的问题。

○2年鉴界对增加实用性的努力

一是改文章体为条目体。

二是完善检索系统。

三是增加实用资料。

四是拓展资料渠道。

五是发展年鉴品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编辑出版一些百姓年鉴、实用年鉴、生活年鉴、年鉴简本、年鉴缩略本,以及概览、手册、指南等。如:《上海经济年鉴(简本)》《南京生活年鉴》《黑龙江年鉴(袖珍版)》《大连百姓年鉴》《浦东生活年鉴》《北京年鉴(简本)》《广州年鉴(简本)》《深圳年鉴(简本)》《成都年鉴(简本)》。并出版大量的随书光盘、全文数据库、年鉴优盘,将全书挂在官网,出版网络年鉴。  

○3中国年鉴与外国年鉴实用性之比较

中国年鉴重形式,外国年鉴重内容;中国年鉴多为官办,外国年鉴多为民办;中国年鉴豪华价高,外国年鉴物美价廉;中国年鉴靠财政,外国年鉴靠发行。

三、如何才能编以致用

1.当前年鉴界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

以下现象在各级各类年鉴中不同程度的存在:

○1要求与实际相脱节

上级要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与承编单位人少事多、小马拉大车;缩短周期与招投标、出版审稿程序;做好搞活年鉴事业与接受审计巡视;专业要求与管理机关化,等等。

○2编与用相脱节

莫秀吉副会长在第15次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主题报告中指出:“一方面,县级年鉴印数少(1000多册),且多数赠送,又没有及时将内容上网,读者面窄。另一方面,缺乏对年鉴使用情况的反馈和评价机制。评价年鉴质量高低,更多是同行间、业界内的自我评价,缺乏最终使用者的意见。”年鉴基本赠送,不经市场检验;缺少读者调查,不看读者需求;内容官本位严重,不顾社会需要;既无外在压力,又无内在动力,等等。

○3框架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

组稿渠道单一;新事物不能及时入鉴;框架雷同陈旧;政治类内容多而资料少,经济类内容反应数量的数据多而记载运行质量的数据少;社会类内容不是反应各种人群生存发展状况,而是记载各相关单位的工作,等等。

2.减少宣传味,增强客观性

许家康会长在2015年全国第25次城市年鉴研讨会的主旨发言,历数地方年鉴官味太浓的几个方面 :一是地方领导人“高大上”形象非常突出;二是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讲话排在显要位置;三是相当多的篇幅围绕党政领导人做文章;四是多数栏目 着重记述党政机关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五是非官方举办的事业很难得到反映;六是对社会的反映极不充分;七是“负面信息正面报道”。

○1史册与宣传品的区别

年鉴不等于史册,但有史册的功能;年鉴更不是宣传品,但能够通过事实资料教化育人。史册事实资料真实准确,宣传品的事实资料要为宣传目的服务;史册的时效性长,宣传品时效性短;史册庄重、权威、可信度高,宣传品及时、高调、常有误差;史册受众面小,宣传品受众面大。

有的年鉴编的越来越像宣传品,还美其名曰“讲政治”。

○2走转改的启示

几年以前,党中央号召新闻工作者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现已大见成效。各级领导的“光辉形象”“重要讲话”在新闻媒体上大大减少,聚焦基层群众、反映社会民生的宣传相应增加。我们年鉴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用史家的心情做好应做的事情,不要身在三线去干一线的活。

○3减与补

一是减少领导人活动和常规会议的记载。活动原则上只记事,不记言;有的会议可列表记载,形成二次文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批评的现象:为过分渲染而“失范”,为刻意逢迎而“失态”。这完全符合当今年鉴界的情况。去年某机构评比,把申报的年鉴中凡是有犯事领导人形象的统统取消评比资格,贪官害病、编书的吃药固然不妥,但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二是减少下级行政区域(所属单位)的内容。把面缩为点,而不是把点扩为面。突出特色,同类内容可用统计表记载。

三是把虚的内容数据化,实的内容图表化。

四是把“死”的资料做活,旧的资料做新。

五是围绕主体内容,拓展辅助资料。

○4把握全面、真实、准确、客观,提高“鉴”的功能

由于稿件渠道单一,参编单位作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都是写成绩、写贡献、写经验,避免“捅娄子”、惹麻烦。许多工作的难点、社会的热点、人们关注的焦点很难反映。有些“忧”的内容编辑部要约写,甚至要收集资料自己动手写。

成绩不能夸大,经验不能拔高。对于灾害事故、负面事件,既不能排除在外,也不能大事化小,更不能“丧事喜办”,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

3.删繁就简,降本增效

○1基础信息概要原则

年鉴的工具性、系统性、连续性、可比性,其根据就是它的基础信息。基础信息齐全,年鉴实用性就强,反之就弱。基础信息落脚在“概况”“综述”等综合类条目和分项条目中,要做到要项不漏。概况、综述要有高度的概括性,浓缩提炼,言简意赅,每句话都要有信息含量。

○2能简则简原则

对于作者提供的稿件,编辑尤其是总编要删繁就简。站位高、视野宽就能够把可有可无的、枝枝节节的内容删去。我在“删繁减冗去奢华”一文中详述了如何删条目、删句子、删字词。北宋司马光在总纂《资治通鉴》时“删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唐代内容由史学家范祖禹撰写,长编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删改定稿81卷,80%被删去,为后人留下精品史书。

○3文图表并茂原则

现已到了读图时代,以图载史、将图表变成年鉴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成为年鉴同仁的共识。综合性年鉴还是以文字为主,但图表的高浓度大容量信息、生动直观的形式,更受到读者的欢迎。大量使用图表,可节省许多版面,降低印制成本。

○4合理利用版面原则

2014年以来,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现象有所好转,越编越厚、越来越重的势头已经遏制,版面字数增加、留白降低、页码减少并不鲜见。年鉴是供读者查阅资料的工具,受用第一。

4.规范统一,可查可用

规范是工具书的基本要求,是创新的基础和条件,也是年鉴同仁一直努力的方向。

○1规范编纂体例,提高编著性

许家康会长在《年鉴入门与创新》中指出,体例是年鉴编纂规矩的总和。“体例严谨,栏目设置得当,内容安排得体,文稿编写符合规范,说明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达到较高水平。体例不严谨,栏目和内容安排杂乱无章,文稿编写有失规范,说明编纂水平较低。”

一部质量好的年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方方面面一致努力的结果。作为编辑部,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的步骤:一是设计好年鉴框架,编写好特色突出、可操作性强的编写大纲,使作者有章可循。二是培训好作者,把编纂体例贯彻下去,让作者掌握“写什么”“怎么写”的技巧。三是编辑部要严格按照体例编稿、统稿,确保全书统一。

○2规范记述方式,减少工作总结印痕

年鉴稿件主要来源是工作总结,很多年鉴或多或少地打上工作总结的痕迹。例如:有的在标题上渲染,“显著提高”“进一步扩大”“有新的突破”等等;有的在内容上显露,“一是,二是,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等等;有的干脆就是工作总结,“抓好理论宣讲”“加强法治工作”“认真做好职称评聘”,等等;有的把工作总结中大量的机关事务、内部事务搬到年鉴上,“队伍建设”“学习活动”“内部管理”,等等。

年鉴主要记载好业态和事态,为工作的成果;少量是记载工作状况,非工作过程。所谓“业态”,就是业务经营的方式、状态;所谓“事态”,就是事件(事物)的发展状态。

○3规范编排检索,增加查检效率

全书要有符合工具书要求的编排顺序,各栏目内部要有符合检索规律的内容安排。目录要层次分明,领属合理;索引要有深度,查检便捷。

5.少模仿,多创新

现在,年鉴界模仿成风,西部模仿东部、市县模仿省级。年鉴编纂虽有许多共同的遵循,但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各级各类都有不同的记载内容。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告诫别人:学我者病,似我者死。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体例优长、框架特色、编纂经验、敬业精神,而不能盲目模仿,否则就失去了自我,如邯郸学步。

年鉴界提倡创新,本会致力于推动创新,但创新要有坚实的基础,包括框架基础、内容基础、人才基础,站稳脚跟才能独步天下。

6.缩周期,增功效

年鉴周期,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30多年来,业界探讨几乎没停过。在十多年前,出现了一大批五六月份出版的年鉴,现在九十月份能出版就很稀罕,很多年鉴已跨年出版。像《山东年鉴》《苏州年鉴》能在六七月见书的希若晨星。

○1影响年鉴周期的原因

体制问题

机制问题

动力问题

○2缩短周期的意义

年鉴的信息价值增加。

年鉴的功能作用增强。

年鉴的社会影响增大。

7.拓宽“用”的渠道,反馈“用”的信息

○1编用统一,互动互联

编用关系即时供求关系。编辑年鉴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需求,要满足读者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绝非易事,但年鉴编辑在整个编纂过程中都要换位思考、心系读者。随着网络年鉴的兴起,与读者的互联互动成为现实,可提高纸质年鉴编以致用的水平。

上世纪末,武汉年鉴肖凯从美国考察归来写到:“《世界年鉴》每年要发上千封信进行咨询,了解读者迫切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料,然后确定当年年鉴的栏目。由于其实用性强,读者对《世界年鉴》的资料呈现越来越强烈的依赖性”。现在信息更加发达,我们可以利用的平台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与读者沟通交流非常方便。

○2广泛收集信息,改进编纂方法

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渠道宽广深厚,年鉴供稿主渠道可以不变,但要开阔视野,放眼媒体载体,为读者在查阅时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在编排上要创新版式,改变以上凌下的“官书”形象。

○3扩大覆盖面,增加阅读者

要大幅度降低价格,回归到一般出版物的水平。

要拓宽发行渠道,使读者求购有门。

要改善赠阅办法,让赠出的每本书都能发挥效益。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