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志编纂中应该坚持的几项原则
摘 要： 方言志的编写在突出"资治、教化、存史"三大作用的大前提下,坚持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统一,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原则,对提高方言志的编写质量和保存方言资料有着积极意义。
方言作为古汉语研究的活化石，其存在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方言资料将会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在方志的编纂中，通志由于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常把方言单独列专志，在市、县志的编纂中，方言常作为章节收入，也有民俗研究的专著把方言收入的。在各类方志的编纂中，方言的撰写是一项比较费脑筋的事情，方言志的编写在突出“资治、教化、存史”三大作用的大前提下，对域内的方言面貌进行典型的描写，使读者对这一区域的方言事实有一个既概括又深入的了解，是需要精细布局和深入研究的，记录方言的准确与否，会直接关系到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对这一地区语言的认识。现有的方言志，在水平上参差不齐，有的学术性过强，语言艰涩难懂，背离了方志的普及性及可读性方向；有的出于非专业人士之手，讹误错漏较多，使方言的真实面貌严重失真。要达到科学编写的目的，坚持合理的原则在方言志的编纂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记录语言事实为主”，这是编写方言志的根本原则。语言事实的获得必须有充分的语料，这包括田野调查的人工记音、词汇、语法语料，还应包括电子语音音档。传统的方言采集侧重于人为手工操作，这在以往的方言调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记录的过程中不管是发音合作人还是调查者往往把个人的主观因素掺入到材料中，比如在汉语方言的调查中发音合作人由于受情绪紧张等因素的影响，发音时自觉不自觉向普通话靠拢，也就是出现发音“不地道”的现象，再一点是调查者的个人音感的不同也会直接导致记录的差异，所以出现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语言事实的记录有明显差异并且争论不休的现象。传统的记录方法，只是瞬时行为，由于受个人的精力、调查范围、资料预备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常常会导致以偏概全的现象发生，如果以讹传讹更会导致错误结论的出现甚至讹误流于后世。现代化的语音记录和分析工具为我们的方言调查开拓了新的视野，比如数码录音技术，在语音切分与合成技术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使我们有条件借助计算机来进行语音、词汇及语法的分析；在保证样本容量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方言记录与分析的准确性。比如我们对某一方言的语音调值的分析，不同的人记录的调值往往不同，但是我们利用一些语音软件根据一定的声学参数可以准确计算出调值，并可以合成新的语音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印证调查结果的准确与否。
方言志作为记录方言的重要资料，在编纂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资料的完备性，它要求把区域内主要的语言的特征描绘详尽，同时又要避免资料汇集式的汇编方式。在通志的编纂中，方言志通常是采用分区域选择典型方言点做法，诸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语言现状十分复杂，在《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的编写中，编写者就分白话(粤语)、平话、官话、客家话、湘语、闽语等几部分来描写，并且注重了描写的主次，主要语种白话、平话、官话分量较重，客家方言次之，湘语和闽语又次之。这样的层次分布是符合广西语言分布事实的，在描写上也就避免了“孰轻孰重”的困惑，无疑是科学的。在县志的方言编纂中通常选择政府所在地的方言进行特征描述同时兼顾语言例外，《沂源县志》方言部分的编纂采用县城南麻的语言特点为代表语言，同时在描写语言规律时又把西北部和东部的典型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并把老派和新派读法分立，这种方法也是得当的。合理收录是保证资料完备的前提，但是我们常会面临着取舍的矛盾，“十里不同俗，隔河不同语”，这一俗语反映出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尤其是次方言的处理，它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各个层面的变体，对于这些内容的合理取舍直接影响到资料的主次和完备程度，这就要求我们采用合理抽样、科学统计与分析方法。选择哪些区域的语言作为重点描写对象，选择哪些人群作为调查对象，多少样本可以保证满足数据统计与分析的需要，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以借助现有的一些统计分析软件比如SPSS、SAS、BMDP、GENSTAT、EPILOG等自身的功能来实现，利用这些软件进行数据的分布分析，并可以通过定义变量利用公式等计算出我们需要的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保证典型性和完备性。
二、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统一
方言志的编写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它的编写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遵循方志编纂要求，进行创造性的编纂。它记述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编写者的活动却是主体化的，所以撰写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著书水平的质量。方言志的编写通常选择对方言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编写，他们要对地域内方言事实有深刻的把握，把资料与著述统一起来，实现主体意识和方言客体的有机统一。编写中能不能把学术语言的严谨性和著述的可读性有机结合也是一个衡量编纂质量的参照系数，因为“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决不是仅仅让专家学者来研究，它必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要，让群众来读懂，达到普及的目的。比如《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是由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的专家集体编写，在执笔的过程中，有几位专家根据语言类型的差别分类执笔，成文后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让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来试读，在这样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历经九载才得以定稿，该著述注重了语言的通俗性，记述精当而不虚拟，使得这部专著在广西语言研究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编写的学术性和普及性是矛盾的统一，二者并非相悖。我们见到的语言大师使用的语言都是平易的，他们以让读者读懂为己任，方言志的编纂也要坚持这一方向，不妨采用专家撰写、群众鉴定、广泛征求意见的原则。当然对于像语音的国际音标的记音符号等术语性的东西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能看懂，这需要采用特殊问题特殊处理的办法，但是编写者所采用的行文词汇与语法应该是通俗的、基本的，不应该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偏离了为人民著书的根本原则。
三、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
社会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的，方言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通常认为词汇的变化是语言系统中变化最快的，语音次之，语法是最缓慢的。在方言的撰写中要对历史和现状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和合理取舍，就要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与其他方言的差异进行“区别性”描写。在历时的描写中语言的底层是保留汉语原始面貌的直接证据，首先对于语音的描述就应该把文读和白读、老派和新派读法区别开来，在今天普通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广的背景下，白读和老派的语音特征记音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年龄层次和地域的差别带来的语音差别，相当多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讲纯正的当地话，还有生活在政治和经济中心的人或者因为交际的需要或者因为受求雅的心理作用的影响，语音逐渐向区域内占优势的主流语音无意识靠拢，选择典型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进行描写就要确定好调查对象，往往年龄较大的、在本地区居住年限比较长的人的语言较为符合当地语言实际。在现在的方言研究中语音的研究比较深入，方言词汇和语法的描写远远不够。现有的调查手段，比如词汇调查表和语法调查表还远远不能满足调查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存在的有音无字词汇，常常是方言中保存古汉语遗貌的重要依据，他们是语言的口头传承，在历时的描写中就应该在现有条件下通过记音等方式重点记录下来。
从共时的角度讲，方言由于受外部因素及语言系统内部元素的变化的影响，也会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产生变异，比如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一些地区曾一度出现了“女国音”现象，但是今天几乎是销声匿迹了，那么这种某一时段内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应该记录在方言志里面，才会真正体现“存史”的意义。再如粤语在改革开放后对港、澳、台词汇与语法的吸收速度远远高于内地的方言，这些使用粤语的地区在方言的某些构成要素上就出现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那么最富有代表性的变异就应该记录到方言中，也就保留了断代的语言面貌。
方言编纂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方志编纂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保证编写队伍素质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编写原则，有利于充分描写方言的内部特征，有利于提高方言志编纂质量，同时对于弘扬地域文化也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参 考 文 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12.
［2］沂源史志编纂委员会.沂源县志［M］.齐鲁书社，1996.
［3］沂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沂源民俗［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