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志书建置沿革编纂的若干问题——以厦门地方志为中心
三、思考与建议
在志书编纂中，建置沿革编纂常常处于一种既困难又简单的矛盾境地。困难是因为其记事枯燥，记事通贯古今，记述脉络既要清晰展现政区的发端，又要兼顾曾治今境的平行或上下级政区；简单是因为编纂中往往是从前志一抄了之。通过对部分厦门志书建置沿革书写的考察和分析，我们总结归纳出上述三类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三类问题，笔者试图结合具体修志实践提些建议，供修志同仁讨论。
其一，地方志编纂要做好篇目的顶层设计，上下级篇目要有包容从属关系，同级篇目之间要有内容互斥性。就本文讨论的这些志书而言，其“建置”概念接近今日的政区（含政区前身的一些近似政区的机构）。政区和机构，作为一个行政层级，必须嵌入一个具体的、立体的行政体系中才能彰显其自身的功能和意义。落实到志书文本中，就是通过“隶”（上级政区或机构）、“辖”（下级政区或机构）、“境”（与同级不同政区或机构的管理边界）来构建这个行政体系。“建置”的静态或者横向内涵，就必须包含具体的名称、上下隶辖、区分其与同级（他者）的界限。而所谓的“沿革”从逻辑上说是“建置”内涵的动态面或者历史变迁，即其名、隶、辖、境在时序下发生的变化。所以，隶、辖、境概念本身具有互斥性，可以同级分设，沿革则不宜同级分设。“沿革”“隶属”设置的对立分离，会导致记述的交叉重复，影响志书的简洁性，损害志书的权威性和可读性。笔者建议参考类似嘉庆《同安县志》的设计，文表结合，以文字述沿革（含名、隶、辖、境）变化脉络，以表格明晰具体分项变化内容。
其二，建置沿革编必须明确本志的记述主体和对象，厘清不同时期地名或者行政区划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前志文本，编者需要细心辨析不同志书之间记述的概念差异，传承旧志时要保持新志应有之义。
其三，对于前志的文本要慎重考订。建置沿革内容很多来自于前志的代代相因。受编者水平才识所限，前志亦有可能把史事张冠李戴。后志编修如若不察，错误代代相因，令后人如坠云雾。所以编修新志时，应该尽可能穷尽相关旧志，考订剔除前志各种错误。某些疑难，即使不能定案，也最好备录各说及其出处，做到既不误导后人又可为来者解决问题提供条件。
总之，写好建置沿革对志书编纂者提出了更高的学识和学理要求：编纂者不仅要掌握本区域的历代旧志和上一级志书的相关记载，还必须了解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相关成果，并具备将本区域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相融汇的能力。
注释：
[1]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0~231页。
[2]郑宝谦：《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132页、第254页。为保持研究内容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本文只讨论厦门地区编修的综合性地方志，不讨论《南普陀志》等专志。
[3]康熙《同安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0、1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4]乾隆《鹭江志》，所据版本为江林宣、李熙泰整理，鹭江出版社，1998年。
[5]乾隆《马巷厅志》，所据版本为《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4)》，影印光绪十九年（1893）刊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6]嘉庆《同安县志》，光绪十二年（1886）刷印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7]道光《厦门志》，所据版本为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鹭江出版社，1996年。
[8]民国《同安县志》，所据版本为《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4)》，影印民国18年（1929）排印本。
[9]民国《厦门市志》，所据版本为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方志出版社，1999年。
[10]同安县地方志办公室编：《同安县志》，中华书局，2000年。
[11]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
[12]厦门市翔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翔安区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
[13]厦门市集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集美区志》，中华书局，2013年。
[14]厦门市海沧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海沧区志》，中华书局，2014年。
[15]厦门市湖里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湖里区志》，方志出版社，2014年。
[16]康熙《同安县志》卷一《舆地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0册，第69~73页。
[17]明至清乾隆年间，今厦门境域隶属泉州府同安县，此志“厦门”仅仅指厦门岛及岛上的厦门城。
[18]来新夏：《读厦门市志》，《厦门市志评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9]道光年间，“厦门”一词专指厦门城以及厦门岛，二者皆隶属同安县，不是独立的行政区，所以道光《厦门志》不设“建置”。同理，乾隆《鹭江志》连沿革之名都不设，直接用厦门城做条目名统领记述。
[20]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军制之二十九》，《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省府县志辑（2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80页。
[21]顾诚：《明代东南海防重镇永宁卫》，原载《永宁古卫城文化研究》，后收入其著作《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22]《八闽通志》《闽书》、万历《泉州府志》、乾隆《泉州府志》、乾隆《鹭江志》都记为：“洪武二十七年徙永宁卫中左所官军守御于此”，弘治《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4页；万历《泉州府志》卷四《城池》；乾隆《泉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2）》，第237页；乾隆《鹭江志》，第29页。
[23]道光《厦门志》此条后按语:“明会典：一卫五所，共船五十只。”道光《厦门志》，第14页。
[24]事实上，《八闽通志》《闽书》记录中，除了驻守厦门的永宁卫中左所，福州左右卫和镇东卫三卫所都有各自的中左所（《闽书》卷四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84页）。有明一代，全国范围设置过的卫中左所、中右所之类更是不胜枚举。
[25]《闽书》卷四十，第985页。
[26]《明史·职官志》“其守御千户所，不隶卫，而自达于都司”，但在实践中，明代文献把驻守地不在卫城的千户所都称为守御千户所，不一定独立于卫。《八闽通志》《泉州府志》《闽书》对于守御千户所皆载明隶属关系。
[27]将乐千户所和武平千户所直隶福建行都司，见《闽书》卷四十，第986页。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