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篇幅研究析论

二、关键是控制志书篇幅的度

新方志编纂实践中，有增无减地出现大幅度超过规定篇幅的现象，并伴随有相应理论出现。这些理论的基本立论，就是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之旧志需要记载更多的内容，新方志的用途，也较之旧志更为广阔，志书篇幅理应比旧志要大为增加。新志内容较之旧志增加的这一理论，立足点是对的，也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志书篇幅要不要控制，应该如何控制。对于志书篇幅，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公开提出不需要控制的，道理显而易见：志书篇幅大，固然有利于保存史料，但是篇幅过大，不仅造成修志时间及人力耗费，而且使印制成本加大，读者保存、携带、查用均不便，明显弊大于利。更何况，现时志书中套话虚话并不鲜见，总结式、报告式的文体有所蔓延，倘不下功夫榨去水分，放任篇幅膨胀，将会危及志书的生存价值。决定资料是否入志，其标准不仅在于资料有无存史价值，还要顾及志书的基本体例和允许容量。志书如果连自身的基本形式也否定了，就没有生命的延续力了。

对志书篇幅问题的看法，《浙江方志》2013年第3期所登两篇文章有一定代表性。颜越虎提出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他认为应当“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并举出著名的民国《鄞县通志》为例，此志全志（不计地图）约550万字。陈桥驿评说“此志不仅篇幅浩大，资料完备，而且内容新颖，称得上是地方志步入现代科学的嚆矢”[19]。颜越虎认为，“《鄞县通志》之所以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主要在于它的资料性，它拥有极其详实可靠的资料”。其结论是：“从上述志书编纂的实践及其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一味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观点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并应当在实践中得到合理运用。”[20]由此可见，他肯定的是志书必须“拥有极其详实可靠的资料”，否定的是“一味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的观点”，其基本观点是“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合理运用”。其用词遣意恰如其分，即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在实践中合理运用。这一观点的倾向是强调篇幅的足够，而实质仍是篇幅要适度，我赞同这一观点。问题在于控制到什么度才是足够篇幅，而不是一味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何谓合理运用？说到底，还是何谓适度。拙作《关于志书篇幅的思考》提及：“笔者所见的一些区县续志稿子，在现时基础上将篇幅压缩控制到80万字左右，可能会更恰当些。如果能做到像胡乔木所说的那样，将志书字数控制到50万字是能够做到的。”[21]这里涉及的两个数字是针对当时所见一些区县续志稿子为对象，并非泛泛之说，更不是一味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而是从另一角度（即反对篇幅不当的过大）去提倡篇幅的合理运用，只是触及的具体数字可能引起一些一味主张大篇幅者反感而已。

莫艳梅认为，控制志书篇幅认识的误区包括：控制志书篇幅有明文规定，应该认真执行；控制志书篇幅字数是符合实际的，至今没有过时；志书篇幅过长与文字不精炼直接相关；志书篇幅过长妨碍志书的阅读使用；志书篇幅关乎志书的质量与持续发展。[22]她所说的误区，就是错误认识。其所列的这些观点是否均为误区，可以分别来讨论。前两点是针对中指组一度规定每部县志控制在30万~50万字规模而提出的，以有限的数字对全国志书一刀切要求显然不当，判定其为误区，言之有理。第三点所说宜酌，志书篇幅长短，未必与精炼直接相关，这本是人所皆知的常识，但设定观点时对志书篇幅使用了“过长”的限定词，由此断定其与“文字不精炼”直接相关，就未必正确。说任何一部篇幅“过长”的读物阅读使用起来不便，这样说并不过分。最后，说“志书篇幅关乎志书的质量与持续发展”是误区，却不宜一概而论，要看设立在什么前提上。志书篇幅过大或过小，都是不合度，不合度的志书篇幅，当然是质量不高的一个表现，也影响到志书的持续发展，这也不须作什么高深的论证。讨论中使用了一个“过”字，已经将问题做了定性，这也说明了论者承认志书篇幅关键的问题在于适度。讨论中出现置关键于不顾，舍本逐末的情况，是论者对控制篇幅先入为主持否定之见，对不同观点不加分析地反感，如此讨论问题难以推进公识。

讨论事物的正确性有一个度，这个度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会有所变化，所以时代变化志书篇幅标准不变（且不说原来的标准也不宜一刀切）不当，一味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也不当。但是，时代再变化，对于志书篇幅来说仍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操作，也无法进行质量评判。讨论这一问题的误区，出在设定问题时，不将重点放在何谓“过”上，而将着眼点放在篇幅与质量挂钩绝对化，将篇幅长短绝对化，使讨论变成文字游戏。如颜越虎提出：“在许多人的脑子里，篇幅短的志书就是优秀的志书，篇幅长的志书就是相对次之。而实际上情况往往不是这样。”[23]所谓篇幅长短是相对的，光凭长短论优劣，就等于没有标准。两部志书分别为120万字和150万字，不看内容没有办法评判孰高孰低，而现时的情况与颜越虎所说恰恰相反，确实有一种认识，是以为志书厚才能说明劳动强度大、成果著，以厚薄论业绩。莫艳梅指出：“总的看来，篇幅长的志书不一定不好，篇幅短的志书不一定就好，关键看质量，片面地强调控制志书的篇幅是不对的……”[24]结论是正确的，强调不“片面地强调”控制篇幅，恰恰说明了有必要正确地控制篇幅。既然如此，理论上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讨论如何正确控制志书篇幅及何谓适度上。但她转而提出“一般而言，篇幅过小的志书与篇幅较大志书相比，后者在资料性方面会更有把握”[25]。此命题使用“篇幅过小”而不是“篇幅短”的提法，本身就绝对正确。但只说“篇幅较大”而不说“篇幅过大”，就反映了论者有倾向性而未免有失公允。莫艳梅的文章中还说道，“仓修良教授提出：‘现在看来，用数字来控制县志的编修不是个好办法。要修一部内容丰富的好志书，没有一定字数的保证确实是困难的。因为现在志书要记载的内容确实很多，这是社会发展后整个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实际所决定的。如今的社会内容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要多上几倍几十倍，没有百万字数确实难以容纳。’”[26]对于“用数字来控制县志的编修不是个好办法”的提法，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讨论的，问题在于打算控制哪方面，如何控制。在众手成书的新方志编修模式中，不提数字的组织编修，可以肯定不是个好办法，没有哪部新方志在策划时不提数字目标的。仓修良说到的“百万字数”也是一个数字目标，对此，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并非从表面上就可以成比例地进行量化。另一方面，要看到志书篇幅必须控制，控制的合理性在于适度。这个度是多少，正是方志理论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应该引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