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关系研究

　　作者：刘伯伦

 　　方志自宋定型以来，伴随着方志性质的讨论，史志关系研究遂兴。在章节式新史体未引进以前，志家往往将方志与国史进行比较。由于很多志书的体例与编写方法与史书相类似，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持“志即史”的观点。宋郑兴裔在《广陵志》中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章学诚论定“志属信史”①，“志乃史裁”②，“志乃史体”③，“方志乃一方全史”④。章氏关于方志性质的观点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不少方志学家都持方志是史的说法。如李泰棻云：“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如某省志，即某省史，而某县志，亦即某县史也。”⑤现在仍有人认为“地方志即中国式的地方史”⑥。但民国之前，仍有一些辨析史志区别之说，本专题介绍民国前史志关系研究，主要列述诸说区别。

　　20世纪初，引进了西方章节体新史体，以新史体为“史”逐渐取代了以旧史体为“史”的地位，故在史志关系研究上，出现了方志与国史旧体史书相比较、地方志与地方史相比较、方志与章节体史书相比较的复杂局面。开展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来，方志界对史志关系的研究非常热烈，研究深度也今非昔比。

　　一、民国前史志关系研究

　　（一）志为史之支流说

　　明龚用卿在《重刊辽东志书序》中即认为：“志，纪也，纪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清初杨佐国则提出“志为史之余”⑦的观点。乾隆年间纪昀也认为，志是“史之支流”，“修地志者以史为根柢，而不能全用史，与史相出入而不能离乎史”。⑧清末的王棻则认为“地志之书，虽为史之支流，而其体实与史异”，其所异者，国史“以纪为首”，“而今之地志则不可无图，第亦置之首简”。⑨

还有一种“史大志小说”。明李东阳首先提出“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⑩的观点。其后的朱衣认为“志为史之积，史为志之成”，与李说别无二致。

　　（二）史志详略繁简不同说

　　清初金鋐对史与志做了细致的比较，他认为二者有4个“不侔”：一是记“舆地”有“详略不侔”；二是记“食货”有“繁简不侔”；三是写“列传”有“显微不侔”；四是志“艺文”有“巨细不侔”。

　　（三）史志褒贬有无不同说

　　清初吴美秀认为，史与志“其义虽一”，然史之所载则必有善有恶，志之所记每近隐恶扬善，虽然二者记载的原则不同，但其社会效果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并行不悖”。清中叶的钱大昕也提出与吴氏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进一步分析了成因：“盖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而桑梓之敬，自不能已。”

　　（四）史志编修难易说

　　清程大夏认为“史兼褒诛，重垂戒”，“志则志其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顺治时的郜焕元则认为修志难于修史，理由是“史职有史官”，史官“率世守其职”，“远或百年，近或数十年而后勒成一代之书”，“史之取材”来自国家图书档案机构，修志的主客观条件无法与修史比较。再加上“议论不一”“程效太急”“征材不广”“故实靡究”等原因，很难保证志书的质量，故修志极易陷入“繁则复，简则遗；徇人则曲，专己则愚；矜名则失实，溢美则近谀”的困境。

　　（五）后世修史当代修志说

　　清方苞认为，“史作于异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而志作于当代，主持、修纂志书的地方官未必有“辨是非”的见识，加之受“恩怨势利请托”的影响，故“得其实为难”。

　　（六）史志侧重不同说

　　清初陈廷敬认为：“志与史略似而与史有异者，史所重在人事而地理郡国其附见者也。推此而论，志与史各有详略之可言矣。宗工巨卿，史所详者，志不必更详；片长轶事，史不及载者，志不可不载。其法与史相经纬又不与史相同，乃为得耳。”

　　二、民国至今史志关系研究

　　民国至今，对史志关系进行全面论述者不少。谭其骧具体论述了史志的关系和区别，指出二者同以某一地区为记叙对象，关系极为密切。其不同之点是：其一，地方史主要是记叙一个地区的过去，志主要是记载现状，虽然有时要追溯过去，但以现状为主。其二，史主要是记述一个地方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活动，志则不然，至少自然与社会双方并重。史以大事为主要线索，体裁接近记事本末体，志则是分门别类的记载，属于书志体。其三，史既然以记载过去为主，以记载社会发展为主，所以主要依靠史料，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

　　苏敏《谈史与志的关系》一文认为，史、志同源，独立发展。史与志的区别，有14点：（1）在时间上，史是记古今，以时为经，顺时记叙，纵写为主；志是记今古，以事为纬，按门类排列，横写为主。（2）在内容上，史重记人类社会，着重于政治、军事、文化；志则不仅记人类社会，而且要记自然界。（3）在记叙内容的程度上，史记大事，带有宏观性；志既记宏观，又记微观，带有微观性。（4）在体裁上，史志两体，异同各有。史不但记叙，且可夹叙夹议，还可以议论为主，所谓“以论带史、史论结合”；志则重记叙，不重议论。（5）在取材上，史料偏重于文献、遗物、遗迹、遗址，重记过去，“略今详古”；志料偏重于对现状的调查，以记现状为主，“略古详今”，“略远详近”。（6）在因果关系上，史是志的结果，是志所提供资料的运用和结论；志是史的料库，是为修史提供资料，为历史结论提供史学依据。（7）在笔法上，史记史实褒贬善恶分明；志则重在真实、全面地记事，寓褒贬于史实之中。（8）史有史观，要作历史结论；志只要史实，其观点寓于事实之中。（9）史不仅记叙，主要任务是总结和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志则是记叙事实，自然地将已认识到的规律寓于事实之中。（10）史是学术性的；志则是资料性的。（11）史“古为今用”，重在借鉴；志“今为今用”，溯古不是主要的，目的是现全貌，为“用”服务。（12）在治学方法上，史重研究社会，志则是分门类记叙多方面的事实。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社会问题做出历史结论，史可以综合分析，志书则不综合。（13）史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大事为中心而展开，志则以地域为中心而全面展开。（14）史是带有大事记性质的，志的性质是一方“百科全书”或工具书。该文还论述史志相同之处、密切联系以及未来的关系等。

　　从诸家论述中可归纳出诸说：

　　（一）史志时限不同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方志与国史，虽同属史学，而分际略殊。国史疆宇虽广，要皆断代为书；方志地域虽狭，莫不稽古远绍。国史宜横看，方志宜纵看。”

　　（二）史志中心相异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史中的“二十四史”“九通”之类，是以王朝为中心，只记载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和服从封建社会秩序的事实和言论，而未注意到平民的生活与活动。至于方志，乃是以社会为中心，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一切不详于“正史”的，都藉方志保存下来。

　　（三）史中有志、志中有史说

　　有人认为，“正史”或设专志，或不设专篇记载地理、河渠、田赋等方志的部分内容，而方志中也有大事记、沿革等记叙历史的内容。还有人撰有《史中有志，志中有史》的文章。

　　（四）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异说

　　论者认为，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不符合历史事实。史书中多有当代人撰写当代史，如褚少孙补《史记》、班固参与撰成《光武本纪》、刘珍等撰修《东观汉记》、隋王邵撰《隋书》、唐吴兢撰《唐史》等。

　　（五）同源异体，殊途同归说

　　有人提出，史与志的关系是同源异体、殊途同归和相辅相成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得那样清楚。关于史志关系问题，作为学术探讨的课题，尽可以争论下去，暂不作结论；但实际修志工作中，完全不必要纠缠于此。在具体工作中应本着一个志经史纬的观点，把史和志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诸体并用。

　　（六）史纵志横说

　　此说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中影响最大，争论也最为激烈。有人认为，以纵为主，还是以横为主，这是区别志体和史体的主要标志之一。还有人说得具体些：“史、志在编纂上有纵横之别，史以时分期，志以事分类；史以体（期）为叙，志以类附篇；史为时类相兼，志是横排纵写；史为一条线，志为一大片（或曰‘块块结构’）。”有论者把史体结构比做“圆柱”，把志体结构比做“沙盘”。另有论者则把地方史比做“历史报告会”，把地方志比做“历史博物馆”。不同意此说者不乏其人。有研究者认为，分类分期都是为了记述的方便，并不足以区分史志，纪传体正史也是横分纵述。清嘉庆《重修汝宁府志》的户口、武功、人物等门都是分期纵述的。相关的争论涉及到对章学诚“史体纵看，志体横看”这句话的理解。有的论者则认为章氏所言“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的“体”绝非指“体例”、“体裁”而言，而是指“主体”“本质”而言。这句话完整的意思是：史的本质（是纲）宜纵看（其主干），志的本质（是目）宜横看（其枝脉）……这个观点同章氏的“方志为国史取裁”“方志为史部要删”的论述完全一致。如果章学诚也认为在体例上“史纵志横”的话，那么他所说的“志为史体”，“体裁宜得史法”又作何解释呢?事实上，“方志”与“国史”在体例上无出二致。

　　（七）史论志记说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史体是论述性的，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部分是史书的主体；而志体则是资料性的，它将广泛搜集、调查来的资料，经过整理、鉴别，分门别类地进行综述，以反映本地区自然与社会生活状况。”

　　（八）史远志近说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地方史主要是记述一个地区的过去，志主要是记载现状，虽然有时要追溯过去，但以现状为主。”有人把史志这种差异称之为“史远志近”。

　　（九）史偏志全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地方志综合一地的自然、社会和人文诸事物，无所不记，所述的内容广泛、全面，为同方位的地方史所不及。虽然相同部分有浅深、详略之分……地方史则侧重叙述一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人和事的变迁。

　　（十）史鉴志用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提出：“史重在鉴，以史实的论述为主，侧重社会内容；志重在用，以资料的详载为主，自然与社会并重。”

　　（十一）记述过程与系统分工不同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过程和系统两种表现形式。史与志所记录的客观对象实际上是同一的，地方史与地方志记录的对象是同一地方，但是，二者对客观对象的记录范围、重点和角度不同。史侧重于写过程，写历史的流动；志侧重于写系统，写社会相对静止的横断面。故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主要过程、线索、大势大端上，自然有规律可循；志在写系统时必须体现横向结构，注意组成因素，这样就对事物的动态流动不可能时时顾及，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探寻其历史规律。并明确提出，史叙述历史过程，志记载历史过程主体的状况，这是史志的根本区别。

　　（十二）史以述往，志以示来说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史以述往，这容易为大家所承认。”而志呢?“不论是正史中之志，还是地方志中之志，都有提供研究和考查的资料，以备修国史者征献采风的需要，所以有昭示后来的作用。”

　　（十三）史志还原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提出，所谓“史志还原”，“即在修志搜得数以千万计的资料以后，运用史学的方法，对能掌握的资料进行综合、排比、研究、分析，明其来龙去脉，兴衰起伏，发展规律，继而运用‘志’的记述，还原于剪裁过的资料，在资料的直接叙述中，发现事物‘史’的规律”。

　　①章学诚：《修志十议》，载《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编者按：以下所引章学诚著作，如无特别说明，都出自此书此版，只注篇名，不再另注出版社、出版年代。

　　②章学诚：《书〈武功志〉后》。

　　③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④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⑤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⑥陈野：《地方志即中国式的地方史》，《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⑦杨佐国：《重修潮州府志序》。

　　⑧参见纪昀：《安阳县志序》，载《纪达文公遗集》卷8。

　　⑨参见王棻：光绪《杭州府志序》。

　　⑩李东阳：嘉靖《许州志序》。

　　朱衣：嘉靖《汉阳府志序》。

　　参见金鋐：《福建通志序》。

　　参见吴美秀：《重修夔府志序》。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9，《新安志跋》。

　　参见程大夏：《黎城县志叙例》，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刻本。

　　参见郜焕元：《重修大名府志序》。

　　参见方苞：《方苞集》卷4，《畿辅名宦志序》。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39，《与徐少宗伯论一统志书》。

　　参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苏敏：《谈史与志的关系》，《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

　　蒋藩：《方志浅说》，载其《梧荫楼诗文钞》，1932年撰写。

　　参见张舜徽：《怎么进行旧地方志的整理》，《湖北方志通讯》，1982年第4—5期。

　　参见王复兴：《方志学基础》，山东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8页。

　　参见徐一贯：《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山西地方志通讯》，1980年第5期。

　　参见陈香白：《“方志论札”二则》，《史志文萃》，1986年第2期。

　　参见来新夏：《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2期。

　　参见刘纬毅：《志体·断限·纪年及篇目顺序》，《中国地方志》，1984年第4—5期合刊。

　　丁剑：《史志异解》，《史志文萃》，1986年第2期。

　　参见欧阳发：《立体三议》，《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5期。

　　参见徐一贯：《史以述往，志以示来》，《山西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2期。

　　参见何阳：《横分与纵分异析》，《史志文萃》，1986年第3期。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参见刘伯伦：《传统与方志》，《方志研究》，1988年第1期。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参见恺毅：《浅谈省志经纬、纵横问题》，《湖南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

　　梁滨久：《史志关系立论的基础》，《史志文萃》，1988年第4期。

　　参见梁滨久：《史志关系立论的基础》，《史志文萃》，1988年第4期。

　　参见梁滨久：《史志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4期。

　　徐一贯：《史以述往，志以示来》，《山西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2期。

　　参见林志龙：《史志还原说》，《渐江方志》，1992年第1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