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元方对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
作者：张世民
提 要：陈元方是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并坚持新编地方志必须记载“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曾引起陕西省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陈元方有关人口、民族宗教、人物、重大事件、文献入志的意见或建议，以及关于地方志工作机构、制度建设和省志框架的顶层设计，影响深远。陈元方善于调查研究，并将其用于指导地方志工作的作风也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陈元方 地方志 方志学理论 陕西省志
陈元方（1915—1993），陕西乾县人。1982—1990年出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是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奠基人和组织者；同时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堪称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酷爱并执著于地方志事业，曾因提出和坚持新编地方志必须如实记载“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引起省内外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他十分重视方志学理论的研究，曾于1983年10月12日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上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研究，是我们理论战线的任务之一。”[1]他在主持并策划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工作过程中，亲笔撰文探讨许多有关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理论课题，其有关方志学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著作，已收入《陈元方方志文选》《陈元方文稿选》之中，至今仍被人们提起并称道。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梳理和探索、重估陈元方的方志学理论观点，有助于我们继承传统，总结经验，把地方志事业牢牢植根于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
一、陈元方对当代中国地方志编纂的理论贡献
陈元方担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近十年，卸任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离休对他而言，只是工作状态的调整，一生思考写作不辍的他，仍坚持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撰写了大量的方志理论和志稿评审文章，陆续发表在省内外不同的理论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对于地方志的编纂，他从来都不囿于书斋，更未置身于现实之外，而将其与国家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一系列卓有见地的观点并见诸文章。身为中共陕西省委资深的领导人，陈元方晚年主动请缨，投身于地方志事业，是一位有深邃政治家眼光和胸怀的方志学者。其有关地方志事业的理论思考深入而大胆，不少学术观点富于智慧且卓有见地，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创新理念。陈元方一生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贡献是多层次、多领域的，而他对地方志事业的历史贡献，更不失为其精彩人生的一个侧面。要而言之，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下列6个方面：
（一）陈元方有关方志学的学术观点中，影响最大、反响最为强烈的，当是关于如实记述“文化大革命”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编地方志事业，首先面临的一项最重大、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基于基本立场和共同认知的差异，不少地方严格规避“文化大革命”的记载，且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有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为规避的一个借口。陈元方对此公开表示异议，并连续发表《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再谈必须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新编地方志不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对我国现代史的歪曲》等系列文章，全面、系统且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和排除干扰，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十年‘文化大革命’不应掩盖，也含糊不得，十年灾难，不能无志。不记述是不妥当的”[2]。又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历史课题。中国人不记述，外国人也会记述；当代人不记述，后代人也会记述。”“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逃脱于历史和地方志的记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容篡改，隐讳大可不必，粉饰应当剥去。”[3]其文章被《方志研究》《云南方志》《陕西地方志》等全文刊发或转载，又被《瞭望周刊》《文摘报》等摘要发表，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尽管其观点不全被认同，甚至还遭遇过不小的反对声浪，但他自信真理在握，丝毫不为所动，依然亲笔修订陕西各地（市）县志稿，坚定不移地推动各级地方志书如实记载“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种诚实的历史态度与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实录，必将成为后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依据，以致不少首轮志书拒绝记载“文化大革命”的省份，后来也都经过认真的反省和总结，同意并重申记录“文化大革命”的原则。
（二）陈元方竭力推动各级志书的种类建设，有关人口志的编纂即是其中一种。为了推动人口志的编纂，他曾召集人口理论学术研讨会，出版《人口问题论文集》，并提出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观点。为了阐明人口理论与人口志编写的问题，他在有关人口理论的文章中，就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提出了自家观点。他解析了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肯定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力主摆脱“左倾”教条束缚，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他主张正确运用人口理论，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加强人口资料建设，通过弄清各地的人口历史和人口现状，进一步观察人口发展的历史延续性。[4]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的人口志编纂，不应重申传统的人口学观点，更不能将人口众多简单理解为“财富”或“灾难”，而是要显示人口演变规律，科学评估和分析人口问题。陈元方撰写的《西安人口调查》一文，在梳理人口资料、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言精准预测人口，开展基层人口统计，并通过人口调查与分析，及时反映人口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供领导参考，就是他将人口调查与地方志编纂密切联系的经典之作。
（三）陈元方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另一主张，在于对民族志、宗教志编纂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民族志是整个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5]，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客观记载各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历史真相，以期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主要贡献；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宗教志编纂，不仅需要相应的社会学视角，更需要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从政治学角度认识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宗教志的编纂，陈元方先后有过六七篇讲话或论文，其中首篇就是《关于宗教学术研究》。该文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对宗教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阐述了宗教的产生和历代统治者对宗教的利用，并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不可强制消灭宗教，而要围绕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紧密团结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并强调这是对待宗教问题的科学态度。他以编写《陕西省志·宗教志》为例，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来‘志’，要用党和国家对待宗教的正确政策来‘志’”[6]。他要求将宗教与宗教文化、封建迷信区别开来，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方面，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并实事求是地评价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这些判断不仅阐明了编纂宗教志的立场和观点，而且对如何记载历史上的民族宗教现象，给出了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和诠释。
（四）陈元方非常重视人物志的编纂工作，亲自主持了《陕西省志·人物志》古代部分的编纂工作。他认为，编纂人物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臧否人物，还为以人系事，通过人物的事迹来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寻求发展规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针对“生不立传”，他主张“决不是不可以预备立传”；针对“四为主”（正面人物为主、近代人物为主、本籍人物为主、劳动人民为主），他主张“凡是同本地有关的均应从实际出发，应写就写”；针对人物职位，他主张不能以官取人，凡是对社会发展起了作用的，即使是小人物也应立传入志，而以《一叶知秋》被称为“民间顾准”的户县农民杨伟名，就是其力主小人物入志的典型个案。[7]杨伟名职务虽低，却不失为农民思想家和先觉者，不仅被写入《户县志》，还被写入《陕西省志·人物志》。对于入传人物的排序问题，他主张依卒年为序，不必按历史时期、职位高低和历史功过来处理。对于既往历史人物的祠庙，他主张按照历史人物纪念馆来对待，增加其历史文化内涵。[8]其中史前人物的记载，应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和清理。此前一直被视为传说的黄帝及黄帝陵，就是经他建议和坚持而被浓墨重彩写入人物志的。[9]他明确要求：“我们对任何人物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是能够站得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行。”[10]陈元方将减少后人翻案的可能性，作为地方志人物记载的重要原则。这些具有超凡智慧和深远历史洞察力的观点与原则，已为方志界普遍遵行。
（五）陈元方还非常重视近代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记述。1986年，陈元方主持编纂、出版了《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11]大型画册，以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该画册按照事件发生顺序，精选了700余幅图片系统反映这一事件，别有格局，尤其是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从宏观反映和微观反映的双重视角，深刻展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本质。尽管此书所收资料有可议之处，然其能立项成书，足见陈元方高度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在首轮修志开展之初，陈元方采用图志形式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也为当代地方志编纂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
（六）陈元方还非常重视新编地方志对韵文文献的整理。1988年11月，他从诗歌史角度探讨了诗歌与地方志的关系，指出“陕西是诗歌的故乡，有深厚的诗歌传统，自古代以至现代，优秀的诗作，极其丰富”[12]。“从我国诗歌产生和发展说，陕西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是中华诗歌的摇篮，历史上有丰厚的诗歌基础和光辉的传统，诗歌之多，诗人之多，甲于全国其他地方……陕西曾是我国历史上原始社会的黄帝时代先民活动的地区，又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的创业和建都之地，曾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又是大陆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国际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源头，也是内地接近西北边防前沿的基地，围绕这个中心及其各项事业活动的需要，这里产生和聚集了大量的各方面人才包括许多的知识分子和诗人。这些人在陕西，或应考，或求官，或隐居定居，他们熟悉陕西，接近人民，体验生活，辄有吟咏，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例如李世民），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光辉的咏陕诗篇。这是陕西的独特处，也是陕西的骄傲。”“地方志是地方情况的载体……诗歌描写的情况或若干侧面，都是地方志所需要的，所不同的是它以诗歌的形式，而不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记载反映陕西情况的。唯其如此，这种记载与反映，也就更为概括、典型，具有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基于此，陈元方提出编纂《陕西省志·全陕诗》（又名《历代咏陕诗大全》或《历代咏陕诗词曲大全》）的构想，并计划分历代（由周秦迄清末）和辛亥革命以来两部分，分别由陕西师范大学和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分上下册出版。在收录范围上明确规定：“不论是名人还是非名人，不论是陕籍人还是非陕籍人，也不论作品已发表还是未发表，凡是写陕西有关的人、事、物，并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在收录之列。”“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论是历代的诗歌，还是辛亥以来以至当代的诗歌，均依此要求，一视同仁，政治性与艺术性并提，婉约与豪放并重，合律与不合律并收，歌颂与暴露并蓄。”陈元方期望“举凡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山川、田野、宫殿、园林、寺院、古遗址、风景、胜迹、都市、村落、民情风俗、自然灾害，还有统治者的荒唐无道、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的苦难与反抗、人民的革命战争、民族关系与民族战争、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各阶级阶层的动态、社会发展的轨迹，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当前的改革开放以及反对外来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与内部邪恶势力和腐败势力”[13]等内容，无不得到集中反映，成为了解陕西情况与研究陕西历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2008年，4卷本约653万字的《历代咏陕诗词曲集成》出版，引起各界较大反响。
二、陈元方对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顶层设计
陈元方担任陕西省地方志工作机构领导人期间，陕西省地方志机构有过一套庞大的组织机构，其人力财力和组织也都是空前的。当时的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属于实体单位，除下设办公室、省志处、地县志处、出版发行处、古籍整理处外，还有三秦出版社、史志印刷厂等机构，可谓阵营庞大，体制周整。这一机构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各领域人力、物力集中的效应，对于其他各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建立，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集中体现了陈元方有关地方志事业顶层设计的理念。
（一）陈元方有关陕西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建设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亲手建构了具有陕西特点和风格的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度。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关键的制度建设在于领导机构和业务组织的高度统一，在于编纂机关和审稿机关的高度统一，在于事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高度统一，在于行政协调和学术研究的高度统一，这在当时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是比较完善的。地方志工作机构究竟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如何发挥其独立的国情、省情研究与编纂功能，这与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建设关系密切。陈元方对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最早尝试，肇始于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期间。1979年，胡耀邦做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的重要批示后不久，陈元方就指示西安市人大常委会筹备设立西安通志馆，致力于西安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地方志的编纂。陈元方转任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主动向省委请求并获准专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同时邀请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念海等担任副职，着手制订《陕西通志》及地市县志编纂规划大纲，并成立阵容可观的专家委员会，开始启动新方志的编纂。
（二）陈元方在主持陕西省地方志工作的十余年间，创建了各项机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制定了省市县三级志书编纂规划，同时为保障志书的政治质量和学术水准，进而确立了省、市、县三级审稿制度。《渭南县志》《户县志》《白水县志》是陕西省首轮志书中三部较早出版的志书，他曾亲率审稿团队，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并且坚持亲自审稿。仅首部送审的《户县志》稿，他便排除冗务，闭门谢客，用整整8天的时间悉心审读，并系统、全面地提出修改意见。他坚持将审稿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要求审查修改者亲自动脑动手，不可走过场，主张“审稿这件事，要省、地、县各级编纂人员共同负责，我们要对当代负责，对后代负责。我们这个责任是无法旁贷的”[14]，强调“县志审稿，要立足当地，由各县负主要审稿责任。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也要发挥职能作用，尽力予以协助。只要这一步审查工作做好了，最后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就免得再做大的修改了，也可以节省不少的人力、物力、时间”[15]。至于具体审稿，首先要求在程序上把好“三关”（定稿之前的审查修改；付排后对清样的审查修改；出版后的审查，如有错字、脱字和衍字，应加勘误表）；同时要确保政治上不出问题，专业上不失水准，文风上清通确切。[16]这一科学的审稿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志书的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曾得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认同和肯定，并于1986年年底作为典型示范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做过经验介绍。[17]
（三）陈元方对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就是围绕制订《陕西通志》规划大纲，明确省地县三级地方志编纂任务，并确定了一系列陕西省省情丛书。他所策划制订的《陕西通志》（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统一要求，于1985年改名《陕西省志》）编纂规划纲要中，分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结合古今社会的变迁和历史著述的演变，先后确定了数十部专业志书的编纂目标。[18] 20年后，尽管部分专业志做了调整，但其基本规模和基本构思，仍然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与此相应，在确定省、县两级修志的同时，陕西省还进一步落实了各地区修志的规模与要求。当时陕西省管辖的地级行政区划，除西安、铜川两市外，宝鸡、咸阳、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8个地区，均属于陕西省派出机构。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地区相对独立的行政格局日益稳定，并陆续演变成有辖县职能的城市政府，全部撤地设市，所管辖的县级市也都撤市设区。从省管县到省管市，从地区到设区的市，这一层级的修志工作也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元方敏锐地及时跟进并拓展了这一修志空间，表现出强烈的与时俱进、不断拓展的进取精神。而在地方志资料丛书编纂方面，他所主张的编写大陵墓、大遗址和古建筑等名胜景区志的观点和做法，也为地方志事业“开疆拓土”，例如《黄帝陵志》[19]、《秦始皇帝陵志》《茂陵志》等的编纂尝试。尤其是他因应邀参审《黄山志》[20]，进而想到《黄帝陵志》的编纂，又进而提出为名山大川修志的建议。为轩辕黄帝和古代人物立传时，他创造性地采取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高等院校暨职能部门联手共襄的做法，充分发挥相关专家学者的优势和作用，分别委托西北大学历史系和陕西省文史馆承担相应的编纂任务，在工作体制机制建构方面，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三、陈元方方志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基础
陈元方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坚持用哲学思维指导实践。1959年年初，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先后发表了《谈谈否定之否定规律》《论否定》等富含辩证思维的哲学论著，并以此为思想基础开展各种社会实践。他具有理论思维的胆量和不断创新的勇气，主张既要学习西方理论，又要研究古代遗产，中外结合、古今结合，最关键的是要将研究的目光落实到处理当前的社会问题之上。他说：“在学术理论问题上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搞下级服从上级，只能‘唯实’，只能实行‘百家争鸣’与‘三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方针，大家服从真理。”[21]在多年的工作中，陈元方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多次阐述这一指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永远在发展着的学说，必须反对将前辈们的思想理论教条化，同时要像列宁那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肯定了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反对态度，并指出当代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教条主义，同时谆谆告诫方志界的同志：地方志事业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并非胶柱鼓瑟，而是要与时俱进。这些论点和观念，值得我们牢记和反复实践。
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陈元方一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国情、省情和市情的分析。陕西全境解放前夕，陈元方主编了旨在汇集陕西国统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社情等的调查文献——《陕情汇报》[22]，成为服务领导决策、配合部队占领城市的重要指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职西安期间，陈元方著有《怎样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3]及《八仙庵调查》《西安人口调查》《巨家庄调查》《城市私房改造调查》等数十篇调查报告，对于开展城市经济改造和社会管理，发挥过重要的资政参谋作用。这些面向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后来自然成为他致力于地方志事业的基础性背景。其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善于钻研的学习态度，曾得到胡耀邦的高度评价。1984年12月21日，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庆伟在陕西省地方志第四次编纂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讲话中说：“元方同志是学者，也是我们的编委会主任。他不但有长期的党政领导工作经验，而且对陕西的情况熟悉，尤其是他很有学问，造诣较深，擅长调查研究，肯于钻研问题。今年九月，耀邦同志在接见（白）纪年同志时还表扬了元方同志。”[24] 1995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白纪年为《陈元方文稿选》所写序言中说，中央领导同志曾给予陈元方同志高度的评价，指出：“老同志要向陈元方同志学习，搞点调查研究，搞点学问，出点好主意。”[25]这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胡耀邦。
陈元方有着渊博的学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这无疑也是他后来致力于地方志编纂并取得一定成就的重要原因。知情者回忆道：“他没有别的嗜好，工作时间之外就是酷爱读书，广藏博览，嗜书如命。他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孜孜不息，是个读书不知疲倦也不满足的人。读书忘记吃饭，读书忘记睡觉是常有的事。而且熟读精思，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不动笔墨不读书’，好学而善记。每读必记，有闻必录，有疑必问，有感必述。他读书总是独立思想，从不盲从。常常看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他读过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以及诗词、史籍等名著批（眉批）、划、圈、点，几乎篇篇都有，重要的或常用的还另加卡片纸条，需要时可以信手拈来……他的笔记本，经常随身携带，走在那里，记在那里，一月一本，一年十二本，有编号，有要目，凡是他所接触到的大事、要事、人民事，无不在他笔记之中，有时我们随他出去开会、调查，常常没有他记得详细清楚。他真是个‘每事问’。无论走在路上、地头、商店、工厂、学校，碰见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他都要调查一番，问个究竟，甚至连古庙、寺院的和尚、道士，也要拜他们为师，求学若渴。”[26]同时，他早年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西安学生运动，曾因组织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演讲，要求抗日救国而两度被捕入狱，经受酷刑仍初志不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关中、陕南、陕北各地开展革命工作期间，陈元方又曾被无端诬陷，遭受关押三年有余，但他意志坚定，经受住了委屈和考验。西安解放后，历任西安市委、市政府领导，为西安市的民主改革、政权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庐山会议后，曾因反对“左倾”错误而被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等职务，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被关押长达十余年。1978年后，陈元方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元方一生经历曲折而坎坷，却始终信仰坚定，进取不已。而这两种因素的完美结合，恰恰成了他晚年选择从事地方志事业的最佳理由，也成就了他披荆斩棘、挺身志坛并卓然成为方志大家的美誉。
四、结语
总而言之，要全面探析陈元方的方志学思想，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作为政治家修志的基本主张。他判定地方志的记述内容和记述重点，并不完全从技术角度分析，而是重视从政治思想角度，从基本理论深处，更从其丰富的革命阅历出发，综合各种因素进行研判。譬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切身感触和体会，就是他坚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求将其与这一时期国家建设成就加以区分的原因。其个人经历虽坎坷曲折，但他从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个人立场上看问题，而是把关注的目光提升到政治和历史高度，植根于思想与理论深处，因而其史学观念难能而又颇显自然地具有穿越时空的深邃性。如此识见和视野的形成，原因虽多，但与其出类拔萃的知识修养，显然不无因果。他重视历史事件、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都与他丰富而宽阔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他对古典诗歌的兴趣和爱好，以及他近似散文化的诗风和锋芒毕露的文风，集中体现在《风雨楼诗稿》[27]一书，其实也是他重视历代诗歌文献的重要出发点。从工作角度来看，他一边延揽社会耆旧，一边敦请高校专家，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地方志事业的学科策划和重大课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等专家学者共同策划《陕西省志》的基本框架，便是他重视知识、兼容并蓄的重要标志。[28]这一学术策划所昭示的宏阔的思想境界和高瞻远瞩的知识眼界，至今令人称道。
与此同时，陈元方在参与全国地方志理论建构和机构建设方面，曾提出不少划时代特征的顶层设计思路。不言而喻，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行政特点和事业特点的互动配合，是地方志作用发挥的重要保障。当年陈元方所创设的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作为实体机构，具有组织领导机构与业务实践机构高度统一的特点，其重视吸引人才、重视专业建设的机制，为陕西省地方志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智力保障，也为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探索性、基础性的贡献。虽然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政事合一的机构逐步演变为以议事协调为主，具体业务移交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承担，但其曾经给陕西省地方志事业起步阶段带来的辉煌气象，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机构设置，至今在一些省区仍有延续。
当然，陈元方领导陕西省地方志事业期间，恰逢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他有关记载“文化大革命”的学术倡导，仍有一些提法值得深入探讨；他在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尝试或探索，也有可商酌之处。但是面对业已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历史的结局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善于发现并提炼其中积极的、健康的成分，以期获得有益于整个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元方有关方志学思想的理论主张及其社会实践，至今仍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1]陈元方：《重视方志理论的研究》，《陈元方方志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3页。
[2]陈元方：《再谈必须注意新编志书的政治质量》，《陈元方方志文选》，第166—167页。
[3]陈元方：《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理论导刊》1992年第2期。另易题《新编地方志不记述“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现代史的歪曲》，《陈元方文稿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3—396页。
[4]陈元方主编：《人口问题论文集》，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陈元方撰写的《人口理论与人口志的编纂》《西安人口调查》等文章收入其中。
[5]陈元方：《全国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开幕词》，《新疆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
[6]陈元方：《关于宗教学术研究》，《陈元方方志文选》，第312页。另作《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1期。
[7]陈元方：《努力提高新编县志的质量》，《陈元方方志文选》，第111—123页。
[8]陈元方：《怎样对待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及其祠庙》，《陈元方方志文选》，第279页。
[9]陈元方：《和黄陵县志办同志的谈话》，《陈元方方志文选》，第190页。
[10]陈元方：《关于〈人物志〉》，《陈元方方志文选》，第275—278页。
[11]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
[12]陈元方：《诗歌与地方志》，《陈元方方志文选》，第337页。
[13]陈元方：《贺〈历代咏陕诗词曲集成〉》，《陈元方文稿选》，第415—421页。
[14]陈元方：《论新编县志稿的审查修改》，《陈元方方志文选》，第342页。
[15]陈元方：《论新编县志稿的审查修改》，《陈元方方志文选》，第346页。
[16]陈元方：《志书的审查修改与出版》，《陈元方方志文选》，第355—356页。
[17]陈元方：《认真审查修改，保证志书质量》，《陈元方方志文选》，第347页。
[18]张世民：《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0期。
[19]陈元方：《〈黄帝与黄帝陵〉序》，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20]陈元方：《〈黄山志稿〉读后》，《陈元方方志文选》，第285—291页。
[21]陈元方：《在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22]牟玲生等：《松柏气节，春蚕精神：沉痛悼念陈元方同志》，《陈元方文稿选·附录》，第433—434页。
[23]陈元方：《怎样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陕西人民出版社，1954年。
[24]李庆伟：《在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陕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
[25]王嵛昆：《浮沉亦峥嵘：记原陕西省委书记陈元方》，《陈元方文稿选·附录》，第437页。原引语略有出入。
[26]牟玲生等：《松柏气节，春蚕精神：沉痛悼念陈元方同志》，《陈元方文稿选·附录》，第433—434页。
[27]陈元方：《风雨楼诗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其中，《有感》（1960年10月于临潼相桥劳动时）：“羞作墙头草，耻为他人抬轿。千夫指来敢横眉，真理面前甘折腰。”《杂咏》之七《死不瞑目》：“读书喜马列，立志为苍生。此身无媚骨，休想我卑躬。我若被整死，死后目不暝。我若整不死，活着还斗争。”
[28]张世民：《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0期。又见张世民：《方志学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1—652页。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