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了51个“史”字、44个“历史”一词，深刻总结、精辟阐释了我们党96年的历史，对党的历史鲜明地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同时对党史和地方志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时代赋予了党史和地方志工作新的使命。

衡量年鉴编纂质量的要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框架结构、信息资料、条目内容、行文表述。重视和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是年鉴工作的核心之处，也是编纂人员的追求目标。只有重视和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才能有效推动年鉴事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年鉴的“存史、资政、育人”功能。

地方志工作生存之基是记录历史,发展之道是育人资政。新形势下,传统的地方志工作理应发挥更大的影响和更重要的作为。不仅要回答地方志为什么重要,而且要回答地方志如何才能更重要；不仅必须成为存史的“志库”、育人的“知库”,而且更应当通过地方志权威性、系统性和客观性的优势,打造党和政府想得起、用得上、靠得住的资政“智库”。

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地方史、地方志的渊源和演变。...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今天的第一选择可能是上网搜索。在没有百度、谷歌的时代，人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了解天下四方的概况呢？有，那就是方志。方志就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内容兼含地理与历史，形式包括图像和文字。古代的方志全面记载了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信息：地域范围、机构设置、古今变迁、人口、自然资源、名胜古迹、气候灾害、文化教育、历史名人、宗教风俗等，几乎无所不包。

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都是记述某一行政区域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它们既有许多共同点，但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二者不能相互取代。本文对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比较。二者只有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

旧志整理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文字工作繁冗，如有不慎，就会事倍功半，在整理旧志中，我们应采取以下步骤与方法，以体现古籍整理的要求。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郫县之有志，据考始于宋代《古郫志》，自宋代到清同治八年，计有县志七部，已知著作者的有四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令沈芝重印的《郫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县令朱鼎臣主持编纂的《郫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令杨得质在嘉庆志上增补三篇艺文志，称为道光志；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陈庆熙主持编纂的《郫县志》。经过岁月风霜，诸多县志鲜有留存。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