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至今一直没有修成地方志？

　　2017年尾，距离2004年在岭南大学举行的本地学术界推动香港修志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已经过去13年，遵循“政府支持，学者主修，社会参与”的模式，香港修志却仍未走出实质性的第一步。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当前准备工作进度如何？有无可借鉴的修志模式？修志人员对未来有何期许？一众修志人士虽面临资金困顿，却不言放弃。如今他们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支持充满期望，相信香港修地方志“临门一脚”问题有望解决。

　　叶灵凤藏方志、写方志

　　香港著名作家叶灵凤（1905-1975）生前喜好收藏旧书，今年重印出版的《新安县志》原本为其众多藏书之一，“叶先生虽为作家，平时亦留心地方志之书。传闻曾有港英官方背景的机构欲以重金购之，被他拒绝，并嘱家人于其过世之后将此书捐出，如今被广州中山图书馆收藏。”香港天地图书总编辑孙立川表示。

香港著名作家叶灵凤著作《香港方物志（彩图版）》记载华南物种，为“方志”一部分（网络图片）

　　十年前，孙立川就用一年时间对叶灵凤收藏的《新安县志》嘉庆二十四年版进行初次重版。之后他翻阅初版数次，发现还有一些错讹，久存补过之念。今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于是他重新策划，以线装本再印出版《新安县志》，对十年前版本中存在的用字谬误等缺憾进行校正，只为令《新安县志》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原貌。

　　叶灵凤不仅爱好收藏与“方志”有关之书，更撰写与此相关著作，《香港方物志》即为其一。书中认真记录香港的一切，大到老虎小到蚊子，街上的叫卖、家里的年花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其中，更有《新安县志》、《广东新语》中对于相关物种的描述引用，又有物种本身的科学知识，对于在资讯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实属难得。

　　“叶灵凤对地方志很有贡献，可谓本地早期系统整理地方志的文化名人。”香港中史教师会会长李伟雄说，虽非地方志全貌，却尽其所能记载香港风物地貌，具借鉴意义。

　　他续称：“编修地方志有助于保存地方史料，譬如风俗记忆，名人事迹，以及他们为一个地方做出的贡献。”他认为，此工程有助于增进中学生对本地感情，培养出亲切感：“譬如一个住在筲箕湾的同学，原本对周边不以为意，但假如有地方志，他就可以知晓所在地区的发展过程。”

　　李伟雄更认为，香港地方志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时移世易，不少传统工艺，风俗习惯，都会消失不见，如若没有地方志将其收录，我们的后人将无从知晓先辈的生活印记，乃至精湛的民间技艺，都会无从找寻，遑论继承发扬。”

　　故而，在他眼中，香港修地方志是一个“功在千秋”之事，缘何本地迟迟未有修成地方志，李伟雄指出，香港修地方志应朝“官方认可及推动，再调动民间力量，引进专业人才”的方向发展。然而，一直以来，“工程的浩大、缺乏专业人才等原因，都导致修志屡陷困局，无法成行。”

　　香港修方志欠“临门一脚”

　　地方志传统是官修，由于“一国两制”的缘故，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修志采取“政府支持，学者主修，社会参与”的模式。而内地与台湾皆沿袭中国修志传统，以立法的形式分别制定了有关修志工作的法规和办法，大陆为《地方志工作条例》，且内地各省（市、自治区）的修志工作由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台湾省为《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设有专门的修志机构，并确定编纂周期为20年一次。在修志模式、志书结构及材料准备等方面，均有可供香港借鉴之处。　　2012年3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与《明报月刊》联合举办座谈会，推动地方志工程。（刘蜀永供图）

　　筹募资金杯水车薪

　　“香港地方志工程”于2007年宣布启动，计划编修的《香港通志》为55卷，分为地理志、政治志、经济志、社会志、文化志、人物志、大事记、传记等八个部分，约250个课题单元，跨度从香港远古时期至公元1997年。全书字数预计约一千万字，分为十册出版。

　　然而，自第一次“香港地方志座谈会”算起，如今已过去13年，《香港通志》尚未出版一册，“前期准备还差得远。”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研究主任姜耀麟透露，地方志计划中的五十五个分卷，在现有资料中，人物志部分搜集较充分，但其他如经济卷由于行业繁杂，资料零碎，加之不少行业已经消失，以目前人手来说，搜集准备工作尤为困难。

　　记者经调查了解到，目前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在职人员除主任刘智鹏、副主任刘蜀永外，共十四人，以三十岁以下青年研究人员为主。十四人加上刘蜀永均隶属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该机构不属于岭南大学，而直接隶属于香港地方志基金会，自负盈亏。

　　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团队成员流动性大。作为最早加入地方志办公室的成员，研究主任黄君健清楚这十年间修志团队人员的流变动——最初只有三、四位，到2015年拿到赛马会项目后才增加至现在的规模，其间曾一度缩减到只有他一人。

　　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马逢国，以近几年亲身经历，详述香港修志艰难程度：“基金会主要任务是筹措经费，以收集香港历史资料，编写本地方志，并开展香港历史的普及及推广工作，为修志做好万全准备。然而，很多时候都会陷于左支右绌的尴尬处境，就要找寻一些商业赞助，但与庞大的修志工程相比，所筹募资金实属杯水车薪，不足以支持工作运行。”不仅如此，民政事务局某工作人员以“并非本局负责范畴，请拨打1823。”回应记者对香港修志查询，香港方志编修景况由此可见一二。

　　“资金是最大阻力。”刘蜀永亦表示：“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的经费一部分来自香港热心人士的赞助，‘化缘’式的赞助主要靠刘智鹏教授四处筹措。另一部分则来自大小课题项目，目前完成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与此相关，包括为民航局、消防处、海事处等特区政府部门编写机构历史（出版《天空下的传奇：从启德到赤鱲角》、《香港消防处发展史1868-2015》等书），以及当前赛马会赞助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编写等。”

　　面对重重困局，与最初预计的二亿五千万港币资金也相去甚远，地方志办公室只好一边做项目维持机构运营，一边收集资料做地方志编前准备工作，编写出版香港地方史志书籍逾三十种，涉及通史性著作、香港概况、日军在港罪行、地区史研究、村志等，《莲麻坑村志》即是其中之一。过去十余年，香港修志团队为修志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拟定了详细的编写篇目和参考书目，联系了许多愿意参与志书编修的香港学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修志人员，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旦经费落实，《香港通志》的编修即可全面启动。

　　其实，香港地方志基金会在过往有一个令计划启动的机会，刘智鹏忆述当年境况：“2013年3月25日，香港地方志基金会通过《成立香港地方志资源中心建议书》，这个中心任务是收集香港历史资料，编写香港地方志，并开展相关推广工作。通过当天即送往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次日她就对建议书做出正面回应。最终却由于特区政府内部对此事意见分歧，令计划胎死腹中。”

　　作好准备等待时机

　　对于香港地方史志的研究，香港各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较多关注与探讨。参与今次编校出版《新安县志》的孙立川表示：“《新安县志》作为一部地方志，编修时是由政府牵头、乡绅赞助。港府也可考虑参考此做法，发起编修地方志。”

　　刘智鹏提及香港修志模式时进一步阐释：“特区政府给予修志不仅是口头上，而需要实际的支持，比如协助筹措经费，提供政府部门的资料和借出修志场所等等。学者主修是指由爱国爱港的香港学者主持修志，他们在香港地方志基金会指导下开展工作，享有较多的学术自由，也承担相应的宪制责任和社会责任。社会参与是指争取香港市民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提供经费、资料和建议，以提升志书的认受性。”

　　香港修志路漫漫，回到一切的缘起，相关参与者的初衷是什么？孙立川说，校正重刊《新安县志》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拳拳之心，只想为香港做多点事，留住客观存在过的史实。二十九岁的姜耀麟说，当初辞职后加入修志团队，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七年间，从对“地方志”概念零认识到对香港多区的历史都有更深入的了解。黄君健说：“时下，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何谓香港地方志，然而引用刘智鹏的概念为‘香港的百科全书’，若能成功编修，对香港而言是一件好事，这也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初衷。”

　《莲麻坑村志》展示上世纪六十年代莲麻坑风水塘畔景象

　　他又对比十年前香港史的研究气氛，认为目前社会上的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为地方志编修带来机会——2015年后香港史课题研究激增；多家企业正在制作回归20周年发展史册；项目本身的成果展示日趋多元化，需要团队制作。

　　刘蜀永也认为：“目前是落实香港修志最好的时机。首先，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香港社会层面，大家对在香港加强历史教育都比过去更为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话，指出‘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宣传教育有待加强’。所以，我们觉得找到了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地方志——可以从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开始，从香港本地的历史发展去认识与国家的关系，也更容易让香港青年理解和接受。”

　　“我们现在尚缺临门一脚。”刘蜀永多次提及此句。当年林郑月娥对建议书的积极回应，令他充满信心，“我希望《香港通志》可以在新一届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支持下，能尽快全面启动编修工作。”

　　黄君健亦说：“我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前途有吗？我相信比以前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