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区域方志史探索——读汪毅《方志四川》有感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世纪以来方志学的现代转型” (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6) 阶段性成果。
历史书写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复杂的时代特性和人文内涵。历史记述的对象往往是人为选择的, 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和局限性。20世纪以来, 历史书写的话语权逐渐由精英阶层下移至平民阶层, 历史不再是“少数人的历史”。正所谓“由君史而民史, 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 无疑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 (1) 。随着公众对历史越来越有兴趣, 过往囿于特定话语圈内的学科领域, 如今不得不主动扩大外部视野, 力图将众多学术型知识转化为普及型知识。
方志贵为“一方之全史”, 于一方之古今人、事、物无所不及, 素以“百科”“博物”“富矿”等称号而著, 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和资料性。然而, 方志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在我国古代, 方志因被认为具有地理方面的特殊性, 关乎一方之安危, 加之各种其他复杂原因, 承担一方守土之责的当政者不会让方志轻易外流, 故方志发行和推广的对象范围有限。这就使得方志长期以来始终只是“圈内之事”, 难以让公众参与并融入其中。如何利用现有条件, 将方志相关知识转变为既能被专业人士所接受, 又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叙述, 以此形成面向全社会寻求推动方志事业发展的契机, 是当今方志工作者在行业宣传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汪毅的著作《方志四川》即是应当前时代之需, 以地方志专业工作者身份介入公众史学领域, 为打造业内外人士的知识交流平台而编写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区域方志史著述。
一、《方志四川》内容概要
《方志四川》分作两大主题, 首篇为“醇香世界”, 次篇为“魅力天地”。两个主题又各自分上、下两集。4集纪录片文本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展开。
醇香世界 (上、下) 以巴蜀地区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营造四川方志传统的厚重感, 生动地记录了巴蜀大地的时代变迁与方志发展历程。上集上溯至距今5000—3000年的三星堆文明, 迄于1911年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 以《山海经》《华阳国志》述方志渊源, 继而依次对唐、宋、元、明、清的方志纂修情况作详近略远的介绍, 勾勒出巴蜀地区古方志发展的概貌。下集主要叙述民国时期的修志情形, 首先介绍了《重修四川通志》从积极筹修、苦心经营到功败垂成, 后以残存部分编成《四川郡县志》的艰辛历程;随后围绕近代四川的复杂省情和重要地位, 谈及外国人参与修志、川军抗战事迹载入志册、爱国志士承担民族地区方志编纂等部分显著事迹;最后画龙点睛, 展示了当代四川古旧方志整理的概况和重要成果。
魅力天地 (上、下) 则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川方志纂修情况, 表明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 地方志编纂翻开新的一页, 成为数十年间社会文化新气象的缩影。上集梳理了自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修志情况, 反映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修志事业的关心和重视, 讲述了自1960年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地方志工作者探索第一轮四川方志编纂的曲折轨迹。下集则将视域一转, 放眼改革开放后的四川, 着重介绍四川省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 以及《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年鉴、期刊等一系列丰富的地情成果, 展现四川地区新时期文化事业的风貌。
作者以《华阳国志》的问世, 围绕《一统志》的方志大发展格局, 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的筹修, 新中国第一、二轮修志等四川方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迹, 构成贯穿古今四川方志发展的主线, 以此“既强调四川方志发展的整体性, 又凸显四川方志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以文化为视野, 以历史发展为脉络”, 将反映历史遗迹、人物形象、文物实物、方志成果、现场场景180余幅插图附于书中。 (1) 这些做法是《方志四川》围绕作者“纵贯历史, 横陈百科”的总体设计思路及其探索实践的体现。
二、特色之一:采用影像史学手段, 展现公众文化资源面貌
依托于书写史学, 并充分运用影像史学的相关方法, 力图将巴蜀地区的方志发展概况塑造成能够引人入胜的公众历史作品, 这是《方志四川》的着眼点, 也是一大特色。
进入当代社会以后, 各种新型技术手段在对传统知识传输方式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 也为知识传播者在传播媒介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项。四川方志有着2000多年的流转变迁历史, 如果仅是一连串资料的笼统排比和数字堆积式的“流水账”, 那么对公众来说, 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画面就犹如过眼烟云。如果采用专业人士惯用的学术叙述, 作品中渗透的严肃气息则不免会给公众造成一种刻板印象, 不易开启专业人士与公众的对话之门。
为了让公众对方志文化产生亲近感, 汪毅计划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现这一切。当代摄影技术能够实现肢体语言、图像、声音、文字四者结合, 以动态景象全方位地再现历史, 是目前最合理的实时场景记录手段。这种运用影像呈现历史的方法引起了汪毅的创作兴趣, 他在《方志四川》中谈到:“电视纪录片集音像于一体, 是一种直观有效的传播方式。以此展示和传播方志四川历程, 保存民族记忆, 传承民族文化, 体现修志人的文化自信和进一步拓宽文化视野, 具有多元意义。” (2) 这显然是意图运用影像手法再现四川方志发展史。
关于这部纪录片的构思, 作者表示:“电视纪录片是一个综合艺术体, 需要文本的一度创作和拍摄二度创作。” (3) 从文本到影视, 仍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过程。要将四川方志代代赓续的发展变迁史做成一部只有4集的电视记录片, 并非易事, 需要对海量内容进行高度提炼。作为电视纪录片文本的《方志四川》一书, 在内容选取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方志四川》充分利用四川方志的特色, 抓住四川方志发展历程中的典型案例, 将深具资料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插图与优雅的文字相衬互补,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打造代表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名片”, 这是一种鲜明的图像史学表达形式。由此观之, 《方志四川》实际上是一部为了突出四川地域文化的第一印象, 为读者带来强烈文化冲击和视觉观感而制作的电视纪录片选材蓝本、剧本原型。
在图像史学的实践基础上再进一步, 就涉及《方志四川》一书在表现手法上所要达到的终极效果———影像史的呈现。自美国思想史家海登·怀特提出影像史学的概念以来, (1) 学界就逐渐生成了书写史学和影像史学这一组两相对应的概念。在更为广泛的层面, 还涉及新史学方法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应该说, 影像的表现形式固然能够令人耳目一新, 但并不意味着书写史学的做法就应该被取代。在汪毅看来, 用文本和影像同时展现《方志四川》的内涵, 是“‘纸上的方志馆’与‘立体的方志馆’二者的完美结合, 具有同等意义并相得益彰” (2) 。
方志馆是当代地方志工作者通过对地方志的深入了解, 结合新时代的需求提出的一种新兴构想。在地方志工作者的眼里, 方志馆属于地情馆, “应当是以一个行政区域为单位, 用沙盘、模型、塑像、展板、影视等形式, 全面介绍该区域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场所。与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众文化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类似, 方志馆同样负载着“公众文化资源”, 承担着为地方提供优质文化服务的重任, 其构想旨在把地方志资源“潜在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使用价值, 为更多的人所阅览和利用” (3) 。
《方志四川》提及“方志馆”一词, 说明该书采用书写史与影像史两种方法相结合的着眼点, 同当下各地积极筹建方志馆的工作有着密切联系。把“纸上”与“立体”的方志馆相结合, 其深意在于期待公众积极关注方志事业的发展、主动参与区域方志文化的建设, 使方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文化资源, 这实际上与公众史学中“把史学还给人民” (4) 的意旨略相吻合。
三、特色之二:运用口述史方法, 强调官学互动和公众参与
在地方志工作者眼里, 有关口述史采访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陌生概念。早在清代, “采访”作为地方志编纂的一个专门职位分工, 在众多官修方志著录的纂修姓氏中屡见不鲜。甚至有官方文书专门谈及采访的作用, 所谓“查编纂通志一事, 必以州县采访为凭, 而采访必得之绅耆, 然后州县不至任怨。一事采访不到, 即无以成一县之志。一县志书不到, 即无以成通省之志” (1) 。
四川不乏修志名家, 如中兴名臣丁宝桢、学界翘楚张澍、经史学家段玉裁、饱学之士李调元、民国大儒宋育仁等。此外尚有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共同承担了四川方志传承与延续的使命。然而事迹远去, 人已作古。如要促成历史情境的还原, 就需要一批了解特定历史的专业人士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从《方志四川》可以看出, 作者遍访了当代四川活跃于方志工作和研究领域的各界人士。主要以访谈形式请他们各自讲述对方志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一来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修志情景, 二来可以为过去稀缺的资料观点提供补充。当代的方志事务多是官方行为, 如方志史书写的对象群体仍仅限于地方志工作者, 则视角难免会显单调。运用采访等手段, 毫无疑问能够拓展资料的选取范围,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方志史的书写中, 促进官员和学人之间的互动。《方志四川》使用的采访做法, 是变被动存史为主动留史的有效途径, 这使得四川方志的历史脉络和巴蜀先贤的修志形象与风范得到合理重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资料模糊造成的史事书写困难。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四川修志事业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自1960年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成立起, 历经50余年, 四川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可谓硕果累累, 修纂志书总数达13000余种。这背后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修志者的执著守望。而这些阅历丰富的老一辈地方志工作者多已年迈, 如不及时对其人其事进行近距离考察, 一旦迁延日久、事殊今昔, 原本可以留存下来的重要片断和细节, 终会为世人所遗忘。有鉴于此, 《方志四川》记录了张秀熟在方志界中关于“生人入志”和“生不立传”发凡起例的事迹, 保留了江在雄、陈远铭、胡立三、何郝炬、岳忠、张伯龄、马国栋等一批数十年来坚守在地方志第一线岗位工作者的采访情形和口述内容, 使得广大地方志工作者为新中国修志事业埋头苦干、奉献一生的高尚精神得以存史流芳。除大量政府官员、院校专家、地方志工作者、地方知名作家和各地文化馆员等文化人士外, 采访对象还涉及许多从事其他行业的民众, 这里面包括厨师、茶铺老板、茶客、川剧迷等, 甚至还有一名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获救的羌族儿童。通过这一系列采访活动, 上及地方精英, 下至人民大众, 社会各界的风采随处可见, 人人都在参与书写历史, 从而让这部方志史著作“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 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记忆” (2) 。
与档案等文字史料相比, 口述史料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够开拓历史疆界, 提供文字史料所没有的历史细节, 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和复杂, 增强人们对历史的感悟和理解。然而, 口述史资料所面临的难题在于需要采用何种形式保存, 如果仅以文本形式来呈现口述史成果, 必须牵涉“转录问题”, 这就意味着还要对材料进行取舍。英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曾对类似这种情况表示忧虑:“任何材料的取舍都会使我们丢失掉很多细节, 而这些细节也许在以后恰恰可以被证明是很有意义的。” (3) 口述史原始资料经过筛选和重新编辑后, 极有可能“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 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 (4) , 从而失去原真性。不过, 随着时代的推进, 利用新时期信息化、数字化等手段, 慎重选择存史媒介, 就能够尽量避免失真问题。将各种采访片断用电视纪录片形式加以整合, 是突破文本记录局限的有效办法, 能够让这些实时情景通过音频、影像的形式得到最大限度地还原, 并且可以借此反映《方志四川》文本本身所强调的官学互动和公众参与特色。这说明《方志四川》为今后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公众口述史作品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开阔的思路。其作品本身蕴含的潜力, 则有待在后续的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发掘。
四、特色之三:深掘地方志精髓, 提倡社会共同记忆构建
《方志四川》认为方志于国计民生所系重大, 其中谈到:“志书编纂意义重大, 从大的方面而言, 它可以影响江山社稷的治理, 包括存史、资治、教化等, 故被地方官员格外关注。” (1)
中国历史上, 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同时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 历来为统治者重视。19世纪中叶,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长江一线交通阻塞。淮盐引地尽失, 课绌引悬, 盐法紊乱。四川井盐资源丰富, 又以优秀的开采工艺闻名于世, 一时间取淮扬而代之, 转变为湖广、滇黔等区域的主要盐引地。如川南的自贡盛产井盐, 因势利导, 商贾云集, 一跃而成文化名城, 后被誉为“千年盐都”。汪毅注意到《四川盐法志》产生的特殊地域文化背景和历史意义, 称它“虽然是一部行业志, 但它集盐法之大成, 堪称‘盐务省份必不可少之书’” (2) , 并将其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 揭露了一些古今相似的情景:“盐丰厚的利润, 乃至商业资本运作, 自然为不法经营者和诈贪者所追逐。”“贪腐与反贪腐, 垄断与反垄断, 不法官商勾结与朝廷的博弈风生水起。” (3) 丁宝桢总纂《四川盐法志》, 是“亮剑盐务改革、维护盐业秩序的举措, 即把官商合谋的不法权力关进盐法志所规定的笼子里” (4) , 在汪毅看来, 先贤的法制思想和修志理念折射出了时代光辉。结合当今的新形势, 如果人们能够揽镜自鉴, 徜徉于人文荟萃的志海里, 当有所裨益。
进入中西文化激荡的近代, 一批富有特色的私修方志赫然于世。《方志四川》精选了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如傅崇矩自出机杼编成《成都通览》;20世纪初, 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汉明灯撰写的《广汉县志略》, “系四川省600余种地方志中唯一一种由外国人编修的志书, 开外国人编修中国地方县志的先河” (5) ;民国年间的“修志王”刘赞廷编纂出涉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24种县志, 等等。这些方志多出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存亡之际, 兼具中西优长, 展现了四川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方志四川》还介绍了一批深入记录民间文化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如《四川省志·川菜志》《四川省志·川酒志》《四川省志·川茶志》《四川省志·川剧志》等, 认为“这些特色志, 记录了构成川魂的一系列特色, 使之名扬天下” (6) 。值得一提的是, 《方志四川》记录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们依靠道光《石泉县志》、民国《北川县志》重建家园, 以及开展新修《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工作等有关事迹。以此告诉读者, 方志囊括一方之珍贵的历史知识信息, 它能够在帮助一方人民在经历灾难之后重建家园、重拾集体记忆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也为今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救灾、科学援建、科学发展等工作提供借鉴。
作者心系国家, 情怀乡土, 通过对志书进行深度解读, 古今四川地区各个阶层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成果得以展现。随着新时期“公众”的概念脱颖而出, 方志的记载对象和社会功能较之以往有所转变, 记载的内容也越来越体现公众历史的特征。让全社会的共同记忆在地方志领域逐渐开花结果, 这正是汪毅借由《方志四川》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所构筑的一幅蓝图。
中国公众史学概念的提出虽晚于英、美、德、法等国, 但它有着自身的史学资源、实践活动和探索过程。时至今日, 中国公众史学仍是一个需要以各种传统知识和新生事物来不断充实自身内涵的新兴学科领域。影像史学、口述史学等本属于相对成熟的独立学科, 但如果把公众参与的主体性作为这些学科方法的使用前提, 那么它们也就更近似于公众史学的分支。亦即以公众史学的视野作为导向, 再匹配以影像史学、口述史学等相关操作方法, 这才更贴近公众史学所要展现的本来面貌。
有别于通俗史学, 今日公众史学的价值取向仍以学术为主, 有服务公众的目的, 但不刻意迎合大众, 更不是要让历史走向过分娱乐式的普及。对于向全社会推介地方志发展历程的相关著作而言, 只要把握好尺度, 通过借鉴公众史学的视野和方法来进行创作未尝不可。而方志的编纂和研究作为我国自成一体的传统文化事业, 如能与当今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成果相结合, 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互涉互补、相辅相成, 必不失为一项创新之举。《方志四川》正是这样一部集影像史、口述史等方法于一身, 期待公众参与, 展现公众文化资源和古今巴蜀文脉传承精神的区域方志史著作。这一新视野下的探索之作, 在今天的地方志出版物中并不多见。其不论在内容上, 还是在方法上, 对如今围绕地方志主题开展相关工作, 特别是在对方志文献片创作和方志馆建设等方面, 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 处处渗透着汪毅作为一名地方志工作者对行业发展所进行的严肃思考。笔者不禁感受到, 《方志四川》不仅流露出作者对巴蜀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的热切期待, 而且还隐含了他对四川修志事业任重道远的深刻忧虑。汪毅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 一个地区方志事业的发展, 不能仅依靠少数文化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伏案执笔, 而应该强调每个人积极参与、全社会共同谱写。唯有如此, 才能使修史修志真正成为一项长效公众事业跨入社会文化的前进轨道。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第57-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