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馆研究：图书馆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摘 要] 方志馆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基于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共同关注，图书馆学与方志学具有密切的学术渊源。研究方志馆是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适度拓展，是提升图书馆学社会认知与学科价值、推动图书馆界与方志馆交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需要。在研究问题方面，图书馆学可以在方志馆信息资源建设与组织、用户研究、数字方志馆研究、总分馆制研究、宣传与营销、立法等政策研究、标准规范研究、馆员职业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其优势。

[关键词] 方志馆 方志学 图书馆学 公共文化服务

一、引言

方志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1]。潘捷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其分为3 大类型：自古以来未单独设置，与史馆、藏书楼等兼容合并的传统文化机构；主要源于近现代，单独设置以存放和展示纸质志书等典籍文献为主要形式同时兼及办公、志鉴编纂等功能，并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方志馆；改革开放尤其是21 世纪以来，以现代化手段展示特定区域历史文化和现实地情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型方志馆[2]。本文所论主要是指后两种方志馆。按其馆舍的独立性划分，现代方志馆可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在物理形式上独立建馆的方志馆，如北京市方志馆；第二类，与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合建但仍有其相对独立性的方志馆，如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图书馆东馆中的馆中馆——上海通志馆新馆[3]。近年来，在我国文化事业与地方志事业的推动之下，实体方志馆与数字方志馆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国务院办公厅2015 年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 2020 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方志馆建设[4]。据统计，截至2017 年8 月，全国已建成各级方志馆470 余家，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福建、海南、四川、西藏、新疆等省级方志馆获得立项或正在施工建设中，其他各地各级方志馆也在积极申报筹建中[5]。方兴未艾的方志馆事业发展需要学术研究的积极参与和支撑。在这方面，《中国地方志》《黑龙江史志》《广西地方志》等专业刊物为方志馆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16 年国家方志馆创办《中国方志馆研究》，关注方志馆及方志学的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为方志馆领域的学术研究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6]。

然而，当前方志馆研究的整体状况仍然较为薄弱，存在着研究群体单一化等问题[7]。此外，一个需要指出的现实是，方志学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目录，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方志馆的学术研究。因此，方志馆建设与学术研究亟需图书馆学等多学科力量的参与。2017 年9 月4 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玉宏在第二次全国方志馆工作会议暨方志馆业务培训班闭幕式上提出，方志馆事业要吸引更多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历史学等专业的高级人才投身其中[8]。在国家方志馆2017 年的人才招聘公告中，其专业要求中也涵盖了图书馆学[9]。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与方志馆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其历史渊源来看，方志馆与图书馆等机构曾长期以融合的形式存在，如大量收藏明代地方志文献的天一阁[10]。从其现实功能来看，二者都承担着文献收藏、加工整理、提供阅览、文献保护、研究等功能。以上都为图书馆学在方志馆领域发挥功用提供了可能。在方志馆建设与学术研究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方志馆研究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二、图书馆学与方志学的学术渊源

图书馆学与方志学具有密切的学术渊源，而其学术渊源则植根于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共同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是中国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收藏与整理的重要文献类型，承担着保存史料、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资政、育人等经世之功用。实际上，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少学者同时为图书馆学与方志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学术贡献。笔者在此试举几例以说明：①章学诚。在图书馆学方面，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里系统阐述了其目录学思想，其所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对中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凝练总结。在方志学方面，章学诚曾长期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实践，他独撰《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志书的修成也均有章氏之功，“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11]。在方志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12]收录了其诸多方志学理论文章，如《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从方志的性质，到内容，从义例创立，到资料来源，乃至省志与府州县志的分合详略等问题，无所不论??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一整套体系”[13]。②梁启超。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虽然并非图书馆学，然其于1925年发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大声疾呼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4]，给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成为早期最完整阐释图书馆学本土化思想的经典文献[15]。在方志学方面，梁启超最早提出了“方志学”这一学科概念[16]，并在《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等论著中系统阐发了其方志学理论。③朱士嘉。方志学家朱士嘉曾于20 世纪50 年代担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在地方志编修、方志文献目录、方志学理论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其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 [17]《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18]等方志目录促进了地方志文献的揭示与利用。④王重民。1947 年，王重民在北京大学创办图书馆学专修科[19]，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方志学方面，王重民的修志实践成果包括《无极县志》《永吉县志》等，并撰有《中国的地方志》 [20]等有影响力的方志学理论文章。另外，在其所编《中国善本书提要》 [21]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 [22]等目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地方志文献提要。此外，傅振伦[23]、朱天俊[24]、来新夏[25]等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同时涉及图书馆学与方志学。

可见，在方志学的研究方面，图书馆学界有其学术传统之所在。然而，当代图书馆学界对方志学的研究仍主要遵循文献学的学术理路，以方志文献的收藏、目录、版本、校勘、编纂、出版、保护等为其主要研究范围。在方志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围绕这一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与服务等问题的研究尚未进入图书馆学人的主流视野。

三、图书馆学界关注方志馆的必要性

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面临转型、方志馆发展方兴未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发展的当下，图书馆学人积极参与方志馆研究，有其必要性之所在。

第一，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适度拓展。在一个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内容体系也在随着事业发展、社会演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着变化。对于图书馆学来说也是如此。“要素说”“矛盾说”“知识交流说”“知识集合说”等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论学说，都反映出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不断发展变化。吴慰慈认为，拓展图书馆学研究范畴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推进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始终处于不断更新和拓展的过程中，没有更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局部的拓展就没有全局的进步。在这方面，既不可默守陈规，也不可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不能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我们应更加注重学科和学者的多样性，更加关注学科的融合，探求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发展模式”[26]。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已经表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并非只局限于图书馆内部。方志馆与图书馆在文献收藏与信息服务功能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性是图书馆学的学术视域无法直接绕过的。关注方志馆研究，关注图书馆学与方志学的学科交融，有助于拓展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从而促进本学科的有机生长。当然，这种拓展是建立在图书馆与方志馆二者的相似性基础之上，并非无限度的拓展。

第二，提升图书馆学的社会认知与学科价值。图书馆学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学科，其学科价值的重要体现是其应用价值。那么，这种应用性是否只体现在它在图书馆的应用？显然并非如此。以信息检索为例，信息检索的理论与方法并非只能用于图书馆数据库检索，同样，也能用到个人生活，如旅游、医药卫生等方面。在2017 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上，笔者认为“图书馆问题可以运用其他专业知识来解决，反之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也可解决其他文化机构的问题，比如方志学界兴起方志馆建设的热潮，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在方志馆建设与服务方面就大有用途”[27]。一个学科的社会价值发挥得越充分，其社会认知也会随之提升。方志馆是图书馆学应用的另一个领域，有利于扩展图书馆学产生社会价值的空间，也将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学的社会认知。

第三，推动图书馆界与方志馆的交流与互动。中国图书馆事业曾对方志馆事业产生过有益的推动作用。潘捷军认为，近现代各类图书馆对方志馆的产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替代和引导作用，而当代图书馆以开放理念拓展事业空间、以现代化手段构建发展平台、以人本宗旨提升服务水平的创新思维和改革举措，对当代新型方志馆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示范效应，“有些地方在新建方志馆过程中其实已不同程度直接借鉴了图书馆的布局模式和运行管理机制，并已产生了积极成效”[28]。另一方面，方志馆与图书馆的交流互动不应止于方志馆对图书馆的借鉴。图书馆界也应该积极吸纳方志馆等其他文化设施之所长，以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在推动图书馆与方志馆的交流与互动中，图书馆人对方志馆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自然必不可少。

第四，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满足基本文化需求的重大举措。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29]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30]的先后颁布，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明确将方志馆定位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他指向性表述如“充分发挥方志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方志馆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地情、突出特色、服务社会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服务”[1]等，也均突出了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地方志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方志馆是保存、传播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机构。因此，在建设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程中，方志馆及其服务应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前，公共文化研究已成为图书馆学界重点关注领域之一，而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方志馆也应随之进入学界视野。

四、方志馆研究问题例举

图书馆学可以为方志馆的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做出贡献。那么，图书馆学可以在哪些问题上发挥其价值？依笔者浅见，以下方面或许值得注意。

第一，方志馆信息资源建设与组织。图书馆与方志馆同时收藏地方志等文献信息。图书馆学积累了大量信息资源建设与组织的理论与方法，但这些理论与方法不一定能直接适用于方志馆的馆藏资源建设与组织，这就为图书馆学人提供了可供研究的课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24 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还应当系统收集地方文献信息，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30]那么，在此情况下，方志馆与图书馆在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可采取什么样的差异化策略？二者将如何合作？方志馆之间如何开展资源共建共享？这些都是可供研究的问题。

第二，用户研究。在当前的方志馆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馆本位”和用户缺位的问题，即往往站在工作人员立场、方志馆自身组织管理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而较少从方志馆用户的角度去研究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7]。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当前方志馆所存在的重藏轻用的问题。要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和方志馆的社会价值，提高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使其真正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要转变当前方志馆的服务理念与研究倾向，而开展对方志馆用户的研究无疑是必然选择。图书馆学在用户研究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与方法，可以将其用于方志馆的用户研究中。

第三，数字方志馆研究。数字方志馆是方志馆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开展服务的新形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 2020年）》将“加快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列为主要任务之一[4]，《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也明确规定“方志馆应按信息化要求，建立门户网站、数据库、电子阅览系统等，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各级方志馆在建设实体方志馆的同时，应建设数字方志馆”[1]。在实践方面，一些地方性数字方志馆如北京市数字方志馆、湖南数字方志馆、杭州数字方志馆等已初步建成。然而，当前方志馆信息化建设与数字方志馆研究整体仍相对较为滞后，在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服务、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存在着较大提升空间，需要积极开展数字方志馆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及数字方志馆与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合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四，方志馆总分馆制研究。总分馆制是解决公共文化设施发展不均衡问题、提高服务效能的有效手段。当前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方志馆发展不均衡问题。在方志馆总分馆建设方面，国家方志馆已建成秦皇岛分馆[31]，黄河分馆、长江分馆也正在建设当中[32-33]。然而，对于省级、市级等其他方志馆而言，总分馆制是否是值得大力推广的建设模式？在总分馆制建设中，方志馆总馆与分馆之间应以什么样的关系而存在？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五，方志馆宣传与营销。一个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作为一种具有较强专业性的文化机构，方志馆的社会认知度仍然较为有限。因此，如何采取多样化的手段宣传、营销自身的各类资源与服务，将成为影响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图书馆界正在大力开展的阅读推广或许可以为其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

第六，地方志立法及方志馆相关政策研究。近些年，我国在文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相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06 年5 月18 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地方志领域的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 [34]。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2020 年）》及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为方志馆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然而，在地方志和方志馆领域，迄今尚未有一部专门的法律。为了促进依法治志、健全地方志法律体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冀祥德提出，需要按照科学立法的要求, 以《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 2020 年）》为基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 [35]。其中，方志馆及其服务应是该《地方志法》的重要内容。因此，当前有必要加强方志馆相关政策研究，为推进《地方志法》的制定及出台提供理论支撑。在这方面，图书馆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历程及其经验或许可以为其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七，方志馆标准规范研究。为了推进方志馆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学界有必要加强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和制定。在这方面，《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及个别省份如山东省制定的《全省方志馆建设管理规范》 [36]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现有方志馆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工作仍不完善，需要在建设规划标准、技术标准、资源建设标准、展陈设计规范、服务规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深入研究。

第八，方志馆馆员职业能力建设。人力资源是方志馆的核心资源之一。方志馆馆员需要什么样的职业能力？如何通过各类教育与培训机制建立高素质的从业队伍？方志馆工作人员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服务理念与职业伦理？

以上问题对于提升方志馆工作的整体水平、促进方志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这些问题又与图书馆学自身固有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可以为图书馆学提供研究空间。

五、结 语

2018 年1 月12 日，历经10 年的建设过程之后，国家方志馆正式开馆。国家方志馆是一家集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编纂研究、专业咨询、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宣传教育、业务培训、文化交流9 大功能于一身的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37]。无论是对于方志馆事业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来说，国家方志馆的开馆都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件。“文化说到底就是以文化人，用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文化基因去熏陶人、塑造人、改造人、凝聚人”[38]，无论是国家方志馆，还是省、市、县等各级方志馆，都承担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肩负着“以文化人”的文化使命。为了使方志馆更好地发挥其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与“以文化人”的使命，图书馆学等学科需要积极参与到方志馆的学术研究中去，进而拓展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提升其社会认知和学科价值、增进图书馆与方志馆的学术交流，并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系2017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地方志研究专项）课题“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当代方志馆功能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17WFZ005，作者简介：周亚，1988 年生，博士，现工作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管理系，讲师。《图书馆建设》2018年第4期69-73,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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