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宿迁市宿豫志》历时八年，终于出版。面对这样一部皇皇巨册，令人不由惊叹编纂者的辛苦不同寻常，内心不禁生起一股由衷敬佩之情。出于对文献的敬畏，笔者不敢奢谈志书评论，仅以阅读这部志书的一些粗浅感受和不成熟想法见呈，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有益启示。

地方志工作生存之基是记录历史,发展之道是育人资政。新形势下,传统的地方志工作理应发挥更大的影响和更重要的作为。不仅要回答地方志为什么重要,而且要回答地方志如何才能更重要；不仅必须成为存史的“志库”、育人的“知库”,而且更应当通过地方志权威性、系统性和客观性的优势,打造党和政府想得起、用得上、靠得住的资政“智库”。

村志的开发利用价值很大，一旦公开出版发行，国内外的学者、专家是要读志、用志的。因此，我们编纂的村志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要经得起广大读者的检验，更要经得起专家学者的考究、引用和摘录，存史永久，志传千秋。

首轮与二轮新方志的卷首开篇内容设置，在继承旧志传统的基础上，创设概述之体，形成以概述、大事记合力统摄全志的新体式、新格局，并逐渐形成主流意识，广泛采用。为突出地域特色，有些志书在卷首分别增设了特篇、特载、特记、专记、史略、要记、撷萃、专题记述、要事纪略、前志简介等内容，且位置排列或前、或中、或后，挤占了概述与大事记的分头，或打乱了概述与大事记的有机联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方志是地情的载体，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本身所固有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上承担着重要责任。只有不断从文化中汲取力量，一个城市和地区才能永葆生机，走向繁荣。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政法类分志是二轮省级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二轮省级志书规划当中，虽然对政法类分志的设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能涵盖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工作的主要方面。笔者所在的吉林省，在二轮《吉林省志》规划当中，对政法工作的四个主要方面，分别设置了一部分志，即《公安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

资料、人员和稿件编撰是志书编纂工作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三要素”，每一要素都不可或缺、至关重要，是志书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核心，可以说志书编纂的过程就是承编单位持续、有效、精准地解决“三要素”问题的过程，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也一定是建立在很好地解决了资料、人员和稿件编撰三个问题的基础之上。

渭南市华州区，古代称郑县、华州，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称华县，有着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历史上的志书，有资料可证的最早一部，出现于唐朝，是由监察御史黎逢编撰的《郑志》。北宋时曾有两部新旧“华州图经”，元朝华州也有一部“郡志”，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华州训导钮莹中也曾编过一部华州志，但上述各部志书均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