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鉴出版周期和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建议

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出席这次盛会，非常感谢东道主为这次研讨会作出的周到安排和提供的良好服务。下面，我讲两点意见和建议，抛砖引玉，供大家在讨论中参考。

一、努力缩短年鉴出版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加快。放眼祖国大地，处处风生水起，大干快上；各行各业都在尽量往前赶，“能快就不要慢”。各种信息载体、大众传媒也都在比速度、比效率，时效、网速、及时性等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和生死存亡的关键。唯有年鉴，在反其道而行之：出版周期不是越来越短，而是越来越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省级年鉴和中心城市的年鉴都能在10月底以前出版，其中一部分年鉴还能够在八九月份问世，“三、六、九”（3月完成组稿，6月完成编辑加工和审稿，9月出版发行）成为整个年鉴界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而如今，能够在10月份出版的年鉴已成凤毛麟角，“三、六、九”的口号不再时髦，因为年底出书已习以为常。

年鉴之义，本来含有“上年之事，来年之鉴”的意思。“来年”，首先应当指出版年份。到了年底才能与读者见面，甚至于当年还不能出书，怎么借鉴？只能束之高阁，当作摆设。

当然，年鉴的时效，年鉴的及时性，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新闻传媒。报纸一般要求日日新，广播、电视、网络要求时时新，而年鉴只能做到年年新。年鉴在与大众传媒或其他信息载体的竞争中，不应该也不可能以时效、以及时性取胜，而只能以权威性、可靠性取胜。而要做到权威可靠，就必须严格筛选，反复核实，还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沉淀。因为有些事情在发生时像一潭浑水，经过一些时间沉淀、澄清，才能看得比较真切、清楚，记得比较准确、周全。年鉴信息的滞后性，是它的一大缺点，也是它的一大优势。但是，年鉴并不是史书，而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年鉴内容选择的年度性决定它必须为读者及时提供新情况、新资料，规定它必须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年鉴当然也具有存史功能，因为它全面收录的现实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为重要的史料。但年鉴的历史性总是寓于现实性之中，只要年鉴还在出版，年鉴的历史性就永远无法超越它的现实性。年鉴只有真实地记录现实，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它首先是现实的，然后才是历史的。

年鉴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就必须及时出版。在目前多种传媒、多种出版物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年鉴出版周期过长，很难获得读者的青睐，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不利的地位。千方百计缩短出版周期，对于增强年鉴服务现实的功能，赢得更多的读者，具有重要意义。国外许多有影响的年鉴都在出版年份的第一季度出书，或是在截稿月份后一两个月内出版。美国最有影响的年鉴——《世界年鉴》，采取边编边印的方式，在全部文稿编完之后一周内印刷完毕，10天装订，然后用最快速度发送至各发行点。该年鉴选题选材以美国的选举年度为时限，一般在10月底（选举年度的下限）截稿，12月份出版，年发行量100多万册。日本最有影响的年鉴——《朝日年鉴》在停刊前总是紧赶慢赶，每年都赶在3月中旬出版。我国也有一些质量上乘而又能及时出版的年鉴。例如《南京年鉴》、《上海经济年鉴》和《浦东年鉴》。这三种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都是一流的，同时，出版周期又是最短的，一般每年五六月份就能与读者见面，其中《南京年鉴》曾有过4月下旬出版的记录。这三家年鉴编纂单位缩短出版周期的主要经验是：（1）有明确的出版时效目标；（2）提前组稿，一般在元旦前完成组稿约稿工作；（3）在编辑工作组织管理上，变单兵作战为集体作战，变阶段式分步实施为齐头并进交叉进行，形成环环相扣的流水作业链；（4）主编（社长、编辑部主任）亲自抓进度，加强协调，确保时效目标实现。

有人将我国地方综合性年鉴越出越晚、时效越来越差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志主管主办，认为地方志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吃大锅饭，没有奖金，没有加班费，有的甚至不能领编辑费、审稿费，缺少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又缺乏竞争意识，年鉴肯定会越出越晚。这话听起来似乎一语中的，其实并不中肯。因为在上述3种国内出版周期最短的年鉴中，除了《上海经济年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管主办之外，其他两种地方综合性年鉴均由当地地方志机构主管主办。地方志机构不差钱、不缺人才，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年鉴越出越晚的黑锅不能由其来背。

依我看，问题主要出在年鉴编纂理念、观念上。一个“官书”观念，一个“史书”观念，这两个东西严重地影响着年鉴的出版时效。将年鉴当作“官书”来编，“官编官用”，自然可以不考虑普通读者（社会大众）的实际需要，只要做到四平八稳，政治上不出任何问题，就万事大吉，至于内容质量如何、有多少读者、什么时候出版，都可以不在话下。将年鉴作为“史书”来编，“存史备查”，自然也可以不考虑当前读者的实际需要，只要不出差错，“经久耐用”，什么时候出版都无所谓。年鉴官书化、史书化的结果，势必淡化年鉴的读者观念，弱化年鉴的读者市场，窒息年鉴的生机和活力。这是相当多的年鉴质量越来越差、出版周期越来越长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高年鉴的时效，缩短出版周期，必须首先破除上述两种陈旧观念，进一步端正年鉴办刊理念，以平常之心对待年鉴这个平常之物，不要扯虎皮作大旗，吓唬别人，难为自己。办刊理念端正了，缩短出版周期也许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至于缩短出版周期的具体办法，国内外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可资借鉴，年鉴界也不乏能人，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总而言之，作为现实性资料工具书和信息载体，年鉴是有时效、讲时效的。尽管年鉴林林总总，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但只要冠以“年鉴”之名，就应当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就应当及时出版，努力缩短出版周期。年鉴的时效，也是年鉴的质量，年鉴的生命！

二、加强年鉴编纂理论研究

今年以来，为了给广西、广东两省（自治区）分别举办的年鉴主编培训班授课，我用了10多天时间，对两广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作了一番研究。总的印象：其中不乏精品，但也有质量十分低劣的产品。质量较好的年鉴，固然需要创新框架、完善体例、充实内容，进一步提高质量；而质量低劣的年鉴，则完全可以用“四不像”来形容：不像年鉴，不像广告，不像手册，不像文件汇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年鉴的发展相当迅速，而我们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正如我在2002年第12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鉴在中国热了起来，但我们的确没有准备好就上路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不知道什么是年鉴，不知道年鉴的历史和源流，不知道年鉴的类型及其个性，不知道年鉴的编纂特点和规律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当了年鉴的编辑，甚至当上了主编。于是，胆小的人，有样学样，对着别人的年鉴依葫芦画瓢；胆大的人，无知无畏，专做“四不像”的买卖。我当时说的是中国当代年鉴事业初创时期的情况。事业草创，准备不足，情有可原。但现在的情况是否好一点呢？不见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鉴虽然不是很多，但热衷于年鉴编纂理论研究的人还真不少，年鉴界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在200篇以上，还陆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年鉴界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锐减至100篇左右，且有文章数量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出版的专著更是少得可怜。这与当前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极不相称。快速发展的年鉴事业迫切地需要理论的指导，加强年鉴编纂理论研究是整个年鉴界的当务之急。

年鉴编纂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以年鉴为对象，通过科学地解释各种年鉴现象，使人们对什么是年鉴、年鉴的内容特点和基本体例等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应用理论研究主要是通过解决各级各类年鉴编纂出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最终形成一系列年鉴编纂出版规范，包括地方综合性年鉴编纂规范、专业年鉴编纂规范、企业年鉴编纂规范、统计年鉴编纂规范，等等，以提高年鉴编纂的效率和质量。面对当前年鉴数量快速增长、质量急剧滑坡的情况，人们自然会想到要通过建立规范来加以匡正，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任何行业规范的建立都需要大量的理论积累和业界的高度认同，否则，规范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之上。因此，我们要规范年鉴发展，提高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绝不能就规范论规范，而必须以年鉴编纂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基础、为先导。如果我们不能在年鉴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并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勉强建立的规范必然经不起风吹浪打，提高年鉴质量的一切努力也会因为没有明确的方向而徒劳无功。

年鉴编纂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年鉴编纂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不断创新的实践，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支撑迅速发展的年鉴事业。让我们为此共同努力，切实加强年鉴编纂理论研究，为中国年鉴事业的创新发展、规范发展、科学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家康同志在第二十一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的讲话，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