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的整理鉴别和编纂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轮志书编修，现多已进入总纂阶段。为了保证志书的质量和入志资料的准确无误，笔者认为还必须老调重弹，谈谈资料的收集与编纂。
资料是编志的基础，这是每个修志工作者都知道的。志书上的资料是隔代修史的重要依据。在征集到大量的有关资料后，必须对资料进行归类整理，考究鉴别，去伪存真，这是写好新志书的前提。志书是官修之书，它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向，是教化、资治的政书，思想性是整部志书的灵魂。因此，光有翔实、可靠的史实、资料，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仍然不可能编纂出合格的高标准的志书。
现在结合实际向大家介绍几种整理、鉴别资料的方法，并对应用资料、编纂志书谈点初浅的看法。
一、资料的整理，鉴别
（一）资料的整理
修志班子形成，方志篇目基本拟定以后，资料工作曾是一段时期里的中心任务，征集到的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图书资料、报刊资料、私人著作、族谱、其它文献以及回忆录、民歌民谣、遗闻轶事和实物资料、活资料等等。种类复杂且数量繁多。提倡无纸化办以来，由于人员变动等诸多因素，给原始资料的保存带来一定的困难，也使本届修志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因此，必须及时做好资料的整理建档工作，避免资料的杂乱和丢失，以方便于资料的保护、管理和使用。整理资料大体可分以下几个步骤。
1、编号登记：登记的内容应包括提供资料者的姓名、单位或住址，资料名称或性质，资料基本内容，还需在备注栏内说明事实有无出入，这是对资料的初步筛选。
2、建卡归类：根据志书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编写要求，建卡归类应按篇目设计的要求来制作卡片，一事一卡，可按年、月的时序、按地区、事件、人物姓名等编制各种卡片，分别归入基本篇目的类别之中。准备入志的资料，编纂者还可根据自己的工作习惯和方便使用的原则作内容记述卡；即用自己的话概括原始材料的内容大意，以便于方志的编写。
3、资料汇编：在正式进行编纂之前，可以按志书的基本篇目将收集来的资料作分类汇编。这样，一是可备编写者的核实；二是能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三是可以鼓舞供稿人和编纂人员的信心，起到“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的作用。有的地方和部门不作汇编，只作辑录，选刊有价值的部分，制订出资料的整理、保管、使用办法。对于一时用不上的资料，无论如何不要随后销毁，资料必须归类档保管，方便查用。
（二）资料的鉴别
我们收集、整理、保管资料，其目的全在于利用，而在利用资料之前，必须对资料进行鉴别和选择。可以说，没有充分的鉴别、核实的史料为依据，志书是不会成为信史的。所谓“博观约取”，即要求收集要广，选用要严，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为了对史料进行考异，参阅了三百二十多种笔记和小说。当然对修志资料的考证、核实工作并非易事，需要多方面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深厚的专业基础。
鉴别资料的方法不外科这几种：
1、理证法：即对一些资料不需要通过其他材料，用推理的方法即可证明其可靠程度，以个人的学咫 就能判断是非的，此法一般只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使用。
2、书证法：以书证书，用文献证文献，因为有的书出版时校对不慎，有的菱资料选用失据，常造成一些差错，因此，必须认真考证。笔者有资料考证中曾遇过到《福建省海域地名志》一书，在第78页中叙及马祖列岛中主岛马祖岛面积为9.23平方公里，而在此书的第124页中的马祖岛面积则为约10.4平方公里，笔者又查阅了《连江县地名录》一书，其中第111页马祖岛的面积亦为9.23平方公里，笔者还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几经推敲，最后认为9.23平方公里的面积应当是较为可靠的。
3、物证法：通过出土文物及实物证实资料的价值，特别要注意碑文石刻等的实物资料。典型的物证法在历史上应算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须用读书人”了。北宋乾德初年，议及改元事，宋太祖说：“年号须择用前代未曾有者”。可是到了乾德三年（965年）灭后蜀，得蜀后宫所用铜镜，背面镌有“乾德四年铸”五字，太祖召翰林学士窦仪询之，窦答道：“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尝有此号”。太祖大喜说：“宰相须用读书人”。笔者在征集山川名胜亦遇到实物方位与种种书籍所述文字对不上号情况。如《八闽通志》卷四79页记载，云居山在“在县北，有石塔，塔旁有云居堂，堂前大石壁，金华赵崇我刻天上人间仙境八字”。《方舆考证》则把云居山写成在县北30里。而有的现代所出书、报刊则把云居山写成县东部，亦有的写成南部的情况，到底何说为实？以现有云居寺、塔实物来考证它的方位，首先要弄清县署设在哪里，经查证，本县治所除解放初期县委机关在江南办公外，县府设在城中。民国版《连江县志》卷六城市篇记连江旧无城，明嘉靖三十几年方建成城关，分面、北、东、西四门及小门，县署初制无考，宋治平四年由知县赵炎建成，县署应当在城内，居敖江北岸。民国版《连江县志》城市篇中的十三铺方位表中的附域江南铺，是这样写的：出南门，过通济桥，靠东一街曰“江南街”。这里的附域，出南门，过通济桥，都说明了县治是设在敖江江之北，城门之内的，以这里的文字考证，由于云居山、塔在敖江南岸河口地带，很容易使人产生云居山、塔是在东、南部的直观感觉。但是经过实地调查结合有关资料和平面图看，敖江河道在横槎以下由于构造关系整体折北东60—70度，敖江下游南岸云居山、塔的位置在平面上实际已位移到县治的东北方面。因此，笔者认为根据云居寺、塔居敖江南岸下游的实际方位，应为处县东北方位才是基本正确的。
4、人证法：就是找人来证实。用活的人来证明资料的可靠程度。不要单找一个人，最好采访相同意见，不同意见，中间看法的三种人，最后再下结论。
5、排比对证法：综合应用多咱办法对比揄考证，即用同一问题和各种资料进行相互对照和比较，发现矛盾，尤应以亲历者的资料为准；当事主管人的资料和参与者的资料有矛盾的应以当事主管人的资料为准，距历史事件时间、地点近者资料与远的资料发生矛盾时，应以近者为准。因为地近易核，时近则真。但是无论采取那一种方法，都要实事求是，求真存实，对一些暂时无法证实的也不要主观臆断，处理这些问题应注意复杂性，要录活处理，也可作诸说并存的处理。
其次，怎样对待孤证，有的人认为孤证不取，我认为有一条孤证总比没有好，只不过在用时要注意：①应与其它有关可靠史料没有矛盾；②内容合乎情理；③使用时在提法上要留有余地。
二、资料的编纂应用
通过对资料的整理、鉴别，披沙拣金，存真求实，为新方志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的新方志资料性还要受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制约，一部好的志书应该是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三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应用资料编纂新方志要坚持志书的指导思想，掌握编纂原则。
（一）应用资料要突出思想性
一部志书不应是资料的堆积，而要用正确的观点去统帅史料，观点正确是志书的灵魂，在记述上要寓观点于资料之中。因此，对入志资料的记述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详略得当，详今略古，突出时代特色，记历史进程要抓住大势，体现进代进步。第二轮修志要详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要写好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巨变，资料的应用、记述要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要以关键年分的历史资料来体现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现状，要详记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前进步伐。要避免的写部门志时把生产关系的完善带来的必须成就，写成是某个时期个别领导的个人作用，当然不能否定个人的因素，但是从主体上说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中特理论和“三个代表”指导思想所产生的总效应。取用资料应记述经验教训，反映过去应有利将来。志与史不同，志是以褒为主的，因此，整个志书的记述应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的自我完善为原则，使志书起到教化资治利的功用。
（二）应用资料要讲究科学性：志书结构的基本特点是“横分门类，类为一志”。强调入志资料的科学性，首先必须从分类入手，把掌握到资料按统一的分类标准，严格依据事物本身的科学属性来划分，按照一定的次序，使志书的篇、章、节、目形成一级管一级的统领关系，以提高资料的使用价值。志书靠资料说话，还要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资料不能等同于事实。因为：事实本身有彼此辩证的统一在一起的三个层次：一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中的事件；二是被记录在资料中的客观事实；三是修志者通过分析资料中的事实而获得的对客观事件的科学认识。志书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第三个层次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历史事实。这就是要求编纂者对资料要进行科学分析，优化组合，大胆扬弃，要能从资料堆中看到历史的真实，以严谨的逻辑客观记述历史的真实。
（三）应用资料要突出地域特色，专志贵专，地域性是方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新方志要讲究地域的实用用价值。清代学者章学城曾说：“夫修志者非示美观，将求其实用也”。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志是“一部实用性文献”。入志资料必须是经世致用的。对于应用资料的具体要求是：要能完整地反映事物的发端，发展演变到现状的全过程，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记述事物。这里要注意的是逻辑顺序，并不是叫编纂者按年逐月记流水账，而是抓住关键历史转折关头的演变来做到纵不断线，反映社会的演变，制度的变革的本地域、本部门的历史进程，不能有什么记什么，要加强宏观资料的记述，使整部志书浑然一体，使历史的发展与眼前的现状形成必然的有联系；要突出地域特色，详独略同，重反映个性资料，少反映共性资料；要突出典型资料，客观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人翁作用。部门志要突出部门特点，写好专业，选用资料要分析优化，科学排比，对资料要按志体进行文字再创作，摒弃照搬其他资料的做法，精炼文字减少篇幅。总之，在应用资料上要优化资料，使入志的资料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具有实用价值，起到资治、教化、利民、存史作用。
资料编纂应用的思想性，体现了编纂者的政治倾向。科学性是地方志的一种属性，它指的是“客观实在性”，它要求真实、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实际。这种科学性的要求，决定了编纂者鉴别资料要反复考证，谋篇设章要归属得当，排列合理，行文记述要严谨朴实，规范流畅。显然，科学性强的志书，其资料性也强，没有科学性的制约，志书的资料性就会大大减弱。由此可见，志书的资料应用必须是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相统一，这也是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