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的批判继承研究
作者：刘柏修
地方志是我国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方志学是我国一门传统的学问。对待这份遗产，古人多数主张循其旧例。洪亮吉乾隆《泾县志序》：“撰志之法，贵因不贵创。”王棻认为，“修志之法，不必过于求异”，主张“以前志为本”。他在纂修《太平县志》时坚持：“今续修斯志，其义例当一循其旧。”对旧志和旧方志学进行批判继承是新方志学的一个特定涵义。首轮新编地方志开始，由于要借鉴旧志的编纂方法和旧方志学的诸多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因此许多方志学专家的论著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从而对新编地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一些研究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方志学界，虽然在批判继承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旧方志学遗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且取得前所未有的可喜成绩，但为把批判继承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并从中孕育出贯通和整合古今方志实践经验的新方志学理论体系，还应该注重加强对旧方志学遗产的系统整理和宏观研究。①
一、批判继承的原则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地方志脱胎于中国封建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它的时代与阶级的历史烙印。古代方志是一份亟待垦辟的文化遗产，既要有所批判，更要有所继承和发展。诚如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待方志遗产，与继承其他优秀遗产一样，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②
还有研究者认为：尽管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传统方志学对今天修志还有一定价值，但正如章学诚自己所倡导的“改制更新”原则，即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社会的变革，他所创立的方志学，也需继续进行“改制更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方志学与传统方志学之间必然存在质的差异。新方志学对传统方志学有历史的联系，有继承的关系，但这种联系和继承必须以批判为基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③
二、批判继承的重要意义
批判继承是历史赋予的责任。有研究者认为：在2000多年的方志发展史上，不仅编有大量的各类型方志（据最新较确切的统计旧志有8000种左右），而且还开拓了方志学的研究领域，撰述了若干专著，留传下来一份丰富的宝贵遗产。对于这份遗产，既要慎重地继承与吸收其足资借鉴与参证的合理部分，也要以批判的态度认真研究，细致撷取，给予恰当的利用和评论。④
批判继承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宗派，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一代方志大师章学诚曾建立方志学体系，是方志理论的奠基人。他主张“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三书”等，这些都有参考价值，都应该批判地继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不是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正因为我们在修志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要重视前人的成就和经验，重视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简单地抛弃章学诚等的修志理论，并不能算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⑤
一些论者谈及创建新方志学与批判继承的关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前副组长梁寒冰曾指出，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志学，基本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实践，一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有研究者在强调总结修志实践经验的同时，提出要批判地继承旧方志学的理论遗产，因为方志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一经产生，就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着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研讨自己的特殊问题，形成自己的特有术语，累积自己的特别资料，从而形成自己的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尽管理论学说的发展与更新要由修志实践注入活力、汇聚泉源，但不能一切都从头开始，必须以旧有的方志学思想理论作为思想材料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因而，对旧方志学理论和旧志编纂经验的批判继承就是必须要做的工作。⑥
有的研究者更强调在创新思想指导下继承，指出：对方志的继承与创新，在理论上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们的提法是在创新思想指导下去继承，在继承中一定要创新。在编修实践中我们也有两句话：宁可创新中走弯路，不在模仿中走老路。⑦
有研究者在总结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经验时说，章学诚方志理论“有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不断总结吸取前人的修志经验和教训，经过自己的努力，又使之上升为修志理论”。⑧当年章学诚创建方志学，曾以批判继承方志历史遗产为基本途径；今天创建新方志学，也同样必须以批判继承方志历史遗产为基本途径。
三、对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批判继承
有研究者指出，章学诚是清代方志学理论的著名代表，他的修志主张，既是他在修志实践中的经验，也是他对过去编修方志的总结。他的主张，对后世编修志书，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指出，章学诚的修志主张，也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也有错误的方面，因而在他的修志主张中，也有糟粕。“尽管如此，章学诚的修志主张，作为方志学的历史遗产，还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⑨
有的研究者指出：章学诚虽然对方志学继往开来做出了重大的成绩，但是其思想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具有很深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其中封建性的糟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地方志是有裨风教者，要“传述忠孝节义”，以使“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拄”，其“加意采辑，广为传述”，“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务为立传”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再如每修志必以“皇言”“恩泽”二纪冠首，完全是为封建世家大族服务的，所以对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及其生产斗争经验，很少提及，甚至诬蔑人民起义为“叛逆”；在思想方法上，在论述问题时，也常常不加分析地受传统的“法先王”思想支配，这也不尽符合事实；写传记时，也夹带宣扬封建迷信，神化历史人物，等等。此外，他虽然说“六经皆史”，认为史的概念极其广泛，但是实际上主张依据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偏重于政治理论的史裁、史法修志。因此，对概括自然和社会的内容、包罗万象的地方志书的发展，自然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总之，章学诚的方志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特征，应批判地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而吸取其可借鉴的精华。⑩
有研究者具体列举出批判扬弃的5个方面：其一，章学诚是一个封建主义史学家，论史撰志，不能不从其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他的“经世致用”，归根到底是为巩固封建统治说教。其二，章学诚主修的方志，开端必冠以《皇言》《恩泽》二纪，并且《修志十议》中还立上“皇恩庆典宜作纪”一条。这二纪均系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向人民灌输忠君思想。其三，章学诚所修的方志是为世家大族服务的，广大劳动人民很少有入志的机会。其四，章学诚以为史志之书所以有裨风教者，原因就在于“传述忠孝节义”，因此他很重视列女传的撰述，这正反映了他的卫道思想。其五，章学诚的修志理论，对于生产斗争不够重视，因此，如何在地方志中反映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就很少谈到，这也是他方志理论的一大缺陷。
有研究者指出，十几年来，我们对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旧方志学理论和旧志的编纂思想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评价和研究，成绩不小。但是，将旧方志学理论，特别是章学诚的方志学，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还很不够。比如说，章学诚的方志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矛盾对立统一体，这方面就缺乏研究。
四、对旧志内容的批判继承
有研究者认为，历代旧志同历代旧史书一样，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都作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回答，即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旧志以大量的篇幅，宣扬“天命”“天数”，或“圣君明主”的思想动机，把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卓越人物的思想动机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否认社会发展有它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否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
有的研究者指出，旧志中的“星野”“八景”“列女”“祥异”“忠义”等门夹杂着大量糟粕，但在抛弃糟粕的同时应注意保留其有用的部分。
五、对旧志体例的批判继承
有研究者指出，方志的结构体例，包括方志记载的内容、记述的方法、篇章设置和书体结构等。中国旧方志的结体发展至清代，已比较完善了。记载的内容范围，从开始的单纯地理图经，发展至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记述的方法，确立了“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书体结构以志为主体，志又由记、图、表、考、传等组成。这些结体无疑是新方志要基本继承的。但旧方志由于为剥削统治阶级立言，其结体也存在重大的缺陷，在记载的内容上存在严重的偏缺性。其表现为：重上层建筑，轻经济基础；重封建文化知识，轻生产劳动和技术；重上层人物，轻人民群众等。如明、清以来，广东的手工业已居于全国前列，许多行业产品以其质量的优良和技艺的先进，名闻国内外，成为社会的重要经济基础，但这时期所修的《广东通志》和《广州府志》对这些盛况反映很少。即以清道光年间由阮元主修的著名《广东通志》而论，全书334卷，没有一段关于这方面较为概括的记述。这种偏缺性，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志书中有了扭转，但仍没有把手工业、现代工业和农业作为社会基础的主要位置来进行记述。这些轻重倒置，使旧方志未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全貌和主流，甚至掩盖了真貌。此外，旧方志对事物缺乏科学的归属，显得编述散乱；编述方法多采取平列的条目式，缺乏对社会事物层次性和有机联系的反映；宏观看不见一个地区的全貌，中观看不见行业（事业）的整体，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所以，新方志的结体必须在旧方志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它必须针对旧方志的缺陷，做到结体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真实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全貌、特点和主流，充分反映经济基础、劳动生产、科学技术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方面。
有的研究者也指出，旧方志以历史唯心主义为指导，在内容上重自然，轻社会，重政治，轻经济；以统治人物为中心，人民没有位置；不少志书体例比较混乱，篇目也多残缺。在结构上，更缺乏科学体系。
有研究者认为，在历代志书中，表现最为突出就是地主阶级顽固地维护封建法统的意志、权力和措施，导致了志书从形式到内容、从结构到体例落入形而上学的泥沼。而这一切又都首先反映在志书的篇目上，反映在它必然要使用的单点采类上，于是也就使地方志这一书种，虽然长期涉足于国情研究之门，却只能久久踏步于低阶。旧志的篇目，如用公式表示，即微观—微观—微观，即从微观采类，记微观事物，找微观轨迹。唯因缺了宏观的引申，结果是写了自然而未揭示自然，写了社会而未揭示社会。这种单点采类的方法，使本来应该而且可能在志书里表述地方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从这种联系的微观与宏观机制上高层次地表述地方总体发展规律的任务，倒反被排斥于志书之外。这就如同画地为牢，确实使志书的编者无从运笔。
还有研究者认为，旧志书的结构、篇目、体例与内容，仅仅是特定时间内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断面反映，仅仅在旧志书的结构、体例与篇目的规范里修修补补，是无助于实现方志学的现代化的。
还有的研究者则对方志“新创论”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从思想内容到体例形式上的全面创新，而只是“彻底否定”旧志体，在形式变化上做文章。
①参见韩章训：《普通方志学》，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②参见邬烈勋：《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地方志的继承与发展简论》，《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
③参见邹身城：《论方志学的批判继承》，载金恩辉主编：《中国地方志论集》，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年内部印刷，第9页。
④参见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361页。
⑤参见魏桥：《当前方志界争论的几个问题》，《浙江方志》，1989年第1期。
⑥参见梁滨久：《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史志文萃》，1992年第1期。
⑦参见郭凤岐：《关于新编志书的继承和创新》，《天津史志》，2001年第1期。
⑧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493页。
⑨刘光禄：《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修志主张》，《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
⑩参见黄道立：《巨细毕收，博而能断》，《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
参见仓修良：《再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中国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参见梁滨久：《进一步把方志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参见卢振川：《新方志指导思想刍议》，《河北地方志通讯》，1984年12创刊号。
参见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2期。
参见李长春：《批判继承旧方志，发展新方志优势》，《新方志理论探索》，广东科技出版社，1997年。
参见杨静琦：《坚持“三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志学》，《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参见关成和：《城市志的总体设计和篇目改革》，《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4期。
参见关成和：《在学习中修志》，《黑龙江史志通讯》，1982年第1期。
参见梁滨久：《应重视方志学基础理论建设》，《方志研究》，198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