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事志的发展特点和价值研究

　　作者：丁国瑞

　　提　要：明代是军事志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级志书军事分志的设置实现常态化，独立行世的卫所志、边关志、海（江）防志、武备志等军事专志应运而生，把军事志编纂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明代也是古代军事志成绩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四镇三关志》《卢龙塞略》《筹海图编》《武备志》等一大批军事名志。明代军事志种类繁多、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有很高的军事历史研究价值，研究明代军事志对现代边防、海防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志编纂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明代　军事志　研究 

明代从朝廷到地方对纂修方志都极为重视，多次颁布修志诏书，制定统一的修志凡例，出现了天下郡县莫不有志的盛况。由于边防军事斗争的需要，明朝特别重视地方志中的军事内容，军事分志的设置渐趋常态化，收录内容也不断拓展。同时，明代高度重视卫所、边关、要塞以及沿海等军事要地志书的编修，首次出现卫所志、边关志、海（江）防志等军事志书，脱离了地方综合性志书分志的形式，创立了独立行世的军事专志，把军事志推向了一个全新阶段，是军事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明代方志中军事分志的设置实现常态化

明朝开国之初就重视纂修方志，明太祖朱元璋命魏俊民等编修一统志，各地编修通志和府州县志，并注重为军事重镇和边关要塞修志，使明代修志取得很大成就。明成祖先后两次以皇帝诏书的形式颁布修志凡例，均设有专门的军卫条款，明确规定各级志书必须设立军卫志，并对其收录范围、基本要素和具体内容做出统一规范。因此，明代一统志、通志和府州县志中军事志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设单元，使军事志在各级志书中的设置实现了常态化。

《大明一统志》中的军事志内容。《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分别于洪武三年(1370)、景泰七年(1456)、天顺五年(1461)三次纂修，历经五世皇帝相继完成。据《明太祖实录》卷59载，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大明志书》成”。朝廷还下令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等图志。明成祖朱棣认为《大明志书》过于简略，不足以供后世了解海内古今之实迹，诏令全国各地郡、县、卫、所皆修志，目的是为了编纂一部完备的一统志。景泰七年，修成《寰宇通志》119卷。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为不使景泰帝有修志之美誉，以其“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为词，命李贤等重编《大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共90卷，体例源自《大元大一统志》，其中涉及疆域、城池、军卫、廨舍等兵志内容。此外，《明史·艺文志·兵书类》也收录了很多兵志内容。

通志和府州县志中的军事志内容。明代设立13个布政使司，先后出现《八闽通志》《江西通志》《山西通志》《陕西通志》等13种省级通志和总志。与此同时，各府、州、县普遍编修方志。据万历年间张邦政《满城县志·序》记载:“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有明一代，全国修志2890余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看均为前所未有。许多边疆省份的通志和府州县志都有武备内容，对于边关、海防的记述尤其详细。

例如，嘉靖《山西通志》全书32卷，仅武备一项便有3卷。由于山西在边防上位置重要，该志在编纂上充分体现山西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并对设于太原的山西都指挥使司和设于大同的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下辖的卫所设置、驻军总数、分布情况、武器配备等均有详细记载。再如嘉靖《陕西通志》，全书共40卷，其中山川、封建、疆域、建置沿革、西域、兵防、马政等记述颇多，对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4镇记述尤详，同时还单设“政事·兵防”和“政事·马政”，可见对记述军事内容的重视程度之高，为研究明长城陕西地区纵深防御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史料。

明朝中后期，兵志编纂进入高潮，兵防兵制武备类大量增加。明正德《琼台志》44卷中，卷18～20为兵防；明嘉靖《河间府志》卷11为《武备志》，包括兵制、兵变；天启《淮安府志》卷10为《兵戎志》，以下分立武署、卫所、兵营3目。明代各地编纂方志对军事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二、明代方志的兴盛推动了军事专志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由于沿边、沿海军事斗争形势严峻，特别注重编纂地理志，尤以军事地理志最为突出。明朝在边疆要地设置军镇9处，称为九边重镇。军镇为军政合一、屯防兼备的特殊行政区域。军镇之下，分别统领卫、所、关、堡环列兵戎。出于边防的需要，明代卫所、边关、重镇普遍编修志书，沿海要地亦多修有各类图志，相继出现大量的卫所志、边关志和海（江）防志。这种兵志自成一体，已经从传统的通志、府州县志中脱颖而出，创立了独立的军事专志形式。特别是边关志和海防志，成为后世编修各类军事志的典范。

编撰卫所志。明代“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史称卫所制。卫所制是明代最重要的军事制度，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结合的产物。卫所是独具文化特色的军事地理单元，自洪武年间建立卫所军事机构，到嘉靖年间趋于完善。根据朝廷的要求和军事防卫的需要，各卫所普遍编有卫所志。

洪武《靖海卫志》是目前所知最早编撰的卫所志，独立成书，编撰者佚名。全书10卷，依次分为形胜、屯田、户口、名宦、官职、科目、名贤、赐封、逸行、贞节进行记述。靖海卫属于军事机构，是为防御倭寇和海盗侵扰、保海疆平安而设，以靖海卫为主体编纂的志书应当属于军事志。更重要的是，虽然其篇目结构类似于州县志，但书中记述史事的角度和内容与一般州县志有明显的区别，对军事斗争有关的内容多详加记述，处处紧扣军事，蕴含了浓郁的军事色彩，军事志属性非常鲜明。

自洪武《靖海卫志》以后，卫所志层出不穷，如天顺《大田所志》、正德《天津三卫志》、嘉靖《观海卫志》等。有的卫所志在创修之后，还陆续进行增修、续修，卫所志编撰逐渐成熟繁荣，其中《金山卫志》最为典型。正德十年（1515），张奎、夏有文等在陈瑛《金山卫志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金山卫志》，共6卷，分设建置沿革、分野、卫所、营堡、城池、烽堠、将校、兵政、险固、学校、土产等门类，较为系统地记载了金山卫的军事机构、军事设施、军事教育、军事管理等内容。

编撰边关志。明代非常重视边疆要塞的防务，主张选险地、建烽堠、守隘口，“选将练兵、分屯镇守，谨其防御”。明中期以后，随着地方志编修的繁荣和边防军事斗争的需要，边关志应运而生。边关志通常由镇守武臣或兵部职方司官员修纂，主要内容为要塞的兵力、城堡、粮秣、武备及防区的地理等。主要有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志》《三关志》《西关志》和万历年间的《四镇三关志》《卢龙塞略》等。

《山海关志》在明代先后4次编修，其中詹荣受监察御史张敕和兵部主事葛守礼所聘纂修的《山海关志》是最早的版本，也最为有名。后3次编修都是在此版本基础上的增订和续修，甚至清朝修撰的《山海关志》中仍沿用该志的部分数据。《山海关志》分列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8卷，卷1前有图28幅，为山海关抵黄花镇总图，后有山海关特图1幅，绘制精细，图说详明。此志重记设险、戎伍等军国之事，又广征博采，不限于边防武备，“山海之物庶几乎登列矣”，对山海关边地险要及古今战守之事都有详细记叙，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

《三关志》为廖希颜编修。三关指明长城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三关，都是著名的险关要隘。三关旧无志书，此志为创修，可分为4卷，首卷为图考，有三关总图和三关分图，三关分图后分别附有论说，略述各关大势。后3卷分别专叙雁门、宁武、偏头三关，每关的记述内容，都是先总考其地理沿革、历代设官驻防制度和史事，后详载一关之山川、站镇、隘口、城堡之分布，以及兵力配备情况，所述内容皆略于古而详于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记载：“盖全晋险区，明代独重三关。希颜手编此册，乃亦应时势需要，而令为政者虽不能履勘其地势，亦可展卷以知其大势，而思有以如何扼守也。”可见此志军事价值很高。

万历《四镇三关志》共10卷，记述京兆左右辅地的蓟州、真保、辽东、昌平四军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三关。《四镇三关志》分类详尽，所记重在军事地理，其卷1《建置考》附各镇地图、各种兵器、车营敌台图等，实质上就是一部武备志，成为一代名志。

明代是编修边关志最多的朝代，除上述边关志书外，还有《九边图论》《九边考》《九边图说》等专门记述明长城（边墙）的志书，以及《辽东志》《延绥镇志》《蓟州志》《宁夏志》等军镇边关志，在军事志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编撰海（江）防志。明代因倭患严重，朝廷重视海防，在沿海地区设置64卫、95所、733个巡检司，总兵力达50万人。明代中期，海防废弛，倭寇活动猖獗，常犯两浙，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海岸、江岸防御成为国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浙地区出于海防抗倭需要，纂修有海（江）防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江南经略》。

《筹海图编》是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为防御倭寇，聘请郑若曾、邵芳等人收集海防有关资料编辑而成的一部沿海军事图籍，是为抗倭而著的海防军事专著。全书共13卷，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沿海地图114幅，另有战船图18幅、兵器图41幅，计173幅。由72幅地图组成的“沿海山沙图”，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内容详备而且完整的海防军事地形图，其中广东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隶8幅、山东18幅、辽东5幅，幅幅相连，犹如画卷，一字展开，海中的岛屿礁石，沿岸的港口海湾，沿海的卫、所、墩、台跃然纸上，甚为详备。《筹海图编》内容非常丰富，凡中日两国有关情况均有记述，堪称海防抗倭大全，不仅在当时抗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世筹划海防提供了借鉴，备受后人尊重。

《江南经略》为郑若曾在完成《筹海图编》后所编之书。据作者所述，为使“江海巨防相为表里”“操小舟邀游于三江五湖间，所至辨其道里塞，录而识之”。该志图185幅，共10余万字，是关于长江以南的江河防御的兵要志书，书中用主要篇幅对江南形势、府州县的山川险易、历史变迁、战略地位、城池兵马、倭患历史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附有大量地图。

此外，还有《海防考》《海防图说》《备倭考》《倭志》等海防志书和《江防图考》《江防考》等江防志书。

编撰武备志。明太祖敕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带动了军事书籍的编纂，一些将帅亲自动手编写与练兵和作战经验相关的兵书，保存了丰富的军事资料。明中后期，有关火器、火药和后勤、新战法、新军制等方面的武备志书不断出现，其中茅元仪的《武备志》最具有代表性。《武备志》是明代末期一部大型军事志书，全书共240卷，200多万字，附图738幅，历时15年于明天启元年（1621）撰成。明代独立编纂的军事志书，主要按照内容性质和地区进行分类，而《武备志》按照内容性质分类居多，按地区分类较少。从其篇目来看，《武备志》确实为鸿篇巨制，体量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分类编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资料依据。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又设若干细目。如军资乘55卷，内容涉及作战布阵、攻守城池、配制火药、河海运输、战船军马、粮饷供应等，极为详备。《武备志》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军事理论、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事地理、军事法规、军事训练、兵器军械、军事后勤、军事通信等多个方面。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兵家阵图、阵法、兵器图形以及郑和航海图等，被称为我国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以科学的编纂方法和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赢得后世的高度赞誉，对于研究明代及其以前的军事、经济、交通、海外关系、科技、历史地理等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明代军事志有着很高的军事历史研究价值

明代是军事志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数量、种类之多，或是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的军事志书有20余部，其中大部分都是明代的卫所志、边关志和海防志，可见明代军事志的分量之重。明代军事志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后世研究明代军事史和纂修军事志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修志范围广泛、种类繁多，军事价值高。明代，除各级地方志中都设有军卫内容，并编纂有大量卫所志、边关志、海（江）防志外，还有有关军械、火器、后勤等各类军事志书大量出现，如《手臂录》《火攻挈要》《军需则例》等。甚至还出现了有关马政方面的专志《大元马政记》《历代马政志》等，主要记述军马的征集、数额、调教、汰换等内容，足见明代军事志涉猎范围之广、种类之多。这对研究明代军事地理、军事设施、军事制度、军事训练、军事技术、军事后勤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火药、火器、航海、海防、抗倭等方面的记述对军事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现代编纂各类军事专志提供了诸多思路和启示。

修志体例完备、内容充实，存史价值高。明成祖颁布的两个修志凡例，对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进行了统一规定，目的是改变各地修志杂乱之弊，标志着方志编纂进入了全新阶段。军事志受此影响，普遍设有凡例，明确志书的著书宗旨、编写原则和编纂体例，其编纂体例逐渐成熟完善，各种体裁运用灵活得当。如《山海关志》分列8卷，每卷又分列细目，其中卷1地理类分沿革、疆域、山川、土产、形胜、风俗6门；卷8选举类分进士、乡举、岁贡、将选、武举、封爵6门，条理清晰，归类合理。其记述内容中地理、关隘、关营三类为详，选举类中将选、武举两门为详，重点突出，军事特色鲜明。《卢龙塞略》则采用图、经、谱、表、纪、传、考、厄、译等多种体裁，特别是设置了厄、译两种特殊的体裁，独具特色。这些对编纂现代军事志均有非常高的借鉴意义。

明代军事志记述的内容不断增加，资料丰富充实，存史价值极高。例如《武备志》收录了郑和航海“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和航海用的“过洋牵星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修志目的明确，紧贴实际，实用性强。明代修志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研究方志的性质，并强调修志的目的性，即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明代军事志都是卫所、边关、要塞、军镇等军事机构主官或兵部官员主修，是出于军事需要而纂修，目的明确，非常注重实用性。如《卢龙塞略》的“图部”特意绘制了蓟镇以北蒙古的夷中地图和边外地图，详细勾划了朵颜卫各部驻地、与明边诸关的距离、蒙军入关集结地和必经之路、明军哨探可达之处等具体情况。在“贡酋考”中记载朵颜首领姓名、世系、活动等都特别详细，并注明哪些属蒙古左翼控制，哪些属蒙古右翼控制。这些记述内容都直接为蓟镇防卫蒙古作战实践服务，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这些珍贵史料也是同类史地著作中所没有的，是研究明代蓟辽边关蒙古史不可替代的资料。

明代是古代军事志成绩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四镇三关志》《卢龙塞略》《武备志》等一大批军事专志，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有着很高的军事历史研究价值。研究明代军事志对现代边防、海防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志编纂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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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中义等：《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明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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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生玉：《生玉谈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