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贯古今，底蕴厚重 —— 新修《宿迁市宿豫志》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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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是笔者在阅读之后的最大感受。当然这并非仅仅是感慨志书的体量与规模庞大及文字篇幅厚重，形式上的厚重感，而是来自于其内在的积淀，浓缩、凝聚时空的历史厚重感。

新修《宿豫志》的底蕴厚重，在形式上表现为文明底蕴之厚重，换言之，就是这部志书以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作为撰述的基础，并且能够综合运用各种修志体裁，在编纂志书体例纲要的指导引领下，多维地通过文献资料价值的展现与发掘，生动地展现了宿豫地区数千年城市发展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积累的厚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部志书给予我们在视觉上和精神上的震撼，首先是浓缩、凝聚时空的历史厚重感，而这种震撼和惊叹，就是深深地蕴藏在志书浩博广大的资料之海当中。当然这种志书文献之浩博，并非刻意地掉书袋或者獭祭史料，而是本着“明古详今”的原则，遵循史料文献批判考证的基本研究方法，将得到印证的、符合编纂原则的地方文献资料，积极吸收到志书编纂中，从而使得这些本来在类型、性质、甚至职能功用上全然不尽相同的原始材料，能够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发挥存史、证史、探史的功用。

新修《宿豫志》的底蕴厚重，在内容上表现为文献底蕴之厚重。文献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文明演进历程的重要承载与见证，志书在这一方面的特征，同时也是第一点“文明底蕴厚重”的重要物质基础。相对于浙东、姑苏等素来号称文献之邦、文献名邑的地区或城市而言，宿豫在学术史或文献发展史上的地位或许有所逊色，但是我们在这里指出的，这部新修志书所具备的文献底蕴之厚重，不仅表现为这部志书编纂所采用的多方面综合性的地方文献与档案史料，使得全书的规模与体量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觉，而且表现为在加工处理材料、审订查考资料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对于文献的“敬畏”态度，以及具备工匠精神特质、勤于征文考献的审慎的工作理念。通观整部志书，所运用的原始档案文献的类型颇为丰富，不仅有相关职能机构的专门统计数据资料，还有口述访谈与回忆性文字整理内容，不少内容因其来源的唯一性和独特性显得分外珍贵。例如第22编《社会运动与变革》之《社会运动》一章，记述当年“整风整社”运动的实际情况时，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细节，补充丰富史料认知，在所附材料中，整理征引了宿豫区档案馆所藏〔1960〕154卷宗内容，以古城公社王庄大队“五风”情况调查的详尽案例进行说明，为人们了解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印证。

这部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大量且充分地利用了难得一见的地方档案文献，以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和数据信息，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真实。这些材料是难得一见的，以其数据详尽可靠、内容丰富见长，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社会学的重要史料数据基础。同时，在运用口述访谈资料方面，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对于各辑《宿迁文史资料》、《宿迁名人录》等地方人物传记文献进行了较好地吸收与占有，从中整理挖掘重要的回忆与访谈文字，与史实、数据相印证，丰富对于历史事件或制度措施的认知。在志书终审验收阶段，对于已经比较成熟的第22编《社会运动与变革》之《“文化大革命”》一章的内容，编纂者又邀请“文革”中两派代表人物进行座谈，吸收双方合理意见和建议，增加“军管”一节。这种征文考献的工作态度，补充相关章节的口述访谈与回忆资料，增强了对于历史问题认识的准确性，同时也及时补充和抢救了珍贵的地方政治运动史料。

第三，学术底蕴之厚重。这部志书并非是简单的文献资料堆砌。对于资料的取舍考订，本身是编纂志书必备的业务环节，同时也是保证志书文献价值与学术水准的最基本的关口。然而一部志书能否成为传世之作，能否经得起相关领域研究者以学术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与考察，其中所记载收录的文献资料是否经得起考证，能否真正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最新的资料，这些都要取决于志书编纂工作中是否贯穿了学术研究的理性精神。换言之就是要看这部志书是不是按照学术研究规范进行编纂的，是不是充分吸收了学术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及理论主张，并积极转化为志书编纂的基本理念。纵观我国的方志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征，宋元方志的学术价值普遍较高，往往为后来学者所称赞。之所以有如此的现象，是因为当时很多有名的学者积极参与地方志书的编纂，将学术理念贯穿于具体的编纂活动中，特别是一些文史兼长的学者参与志书编纂，不仅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与文学审美水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重点从传统史学编纂体例出发，遵循史书编纂的义法，以此高标准来对待志书的编修，按这样严格的标准来打磨志书，方能造就不朽的名山著作。反过来看，到明清时期，官修志书普遍虚应故事，虽然各级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有不少的投入，也聘任博闻大雅之学者编纂志书，但因为主政者多是因循旧章，不能与实际主事的学者积极配合，因此编纂出来的志书普遍存在资料堆砌、考订不精、义例不严等弊病，较之宋元名志的传统愈加遥远不可及。我们通过这样的比较，才能深刻认识到胡乔木同志所说修志“是做学问”论断的正确所在。

当今学术界对于各种资料文献的批判审视眼光愈趋严格，特别对于资料性文献著作尤其如此，因此新修志书要在著作之林站稳一席之地，其生命线固然是在志书的质量——文献资料价值上，但是本质仍在其是否具有学术性、是否符合学术规范。一言以蔽之，学术性是真正衡量新修志书水准的唯一尺度。新修志书的编纂工作，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区具体的业务实践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不仅需要积极吸收占有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必须引入学者修志、指导志书编纂的机制，从专业学术的高度保证志书的生命线，有效提升其文献价值。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一方面，新修《宿豫志》编纂团队，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吸纳学术因素，从而提升了志书的学术水准，这才是这部志书获得好价的最根本因由所在。

新修《宿豫志》在编纂工作启动伊始，就聘请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为顾问，指导志书的编纂工作。仓先生以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力探索方志学，出版多部著作，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不仅对于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深刻的造诣，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修志与评志的实践活动，将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新方志编纂学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和系统的理论主张。对于第二轮志书编纂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仓先生近年来通过撰写论著和指导修志等具体形式，通过不同途径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中较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提倡编修通志、艺文志必不可少、志书在内容记载上要注意突出重点和反映特色、对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害及其影响要如实记述等等。在编纂《宿豫志》过程中，仓先生多次莅临指导修志活动，解答疑难，通过志书编纂者的虚心学习和不懈努力，最终能够较好地在新修志书中落实这些学术观点，并以此为指南，用以建构志书框架以及决定相关篇目的资料取舍。例如在修志工作启动不久，主编就想创修通志，这个理念正是得到仓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理论指导，并最终得以付诸行动，因此这部通志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仓先生关于新方志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实践成果。此外，志书在卷上史略部分，用了将近1/4的篇幅记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文革”结束的历史，真实且客观地记载历史事实，再现当年的真相。不仅如此，为了记载和保存更多的珍贵史料，起到存一方之史、以历史为鉴的功效，志书编纂者在第23编《社会运动与变革》中，不仅设立专节记述“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整风和“反右”、大跃进、整风整社等重要内容，而且设立专章，以稀见的史料和详尽的叙述再现当年宿豫地区所遭受的“文革”动乱，令人印象颇为深刻。至于编纂者在凡例中所说的反映地方特色、突显人文色彩等观点，更是与仓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志书的编纂团队，不仅有专业修志人员，还有一些专业部门工作者和高校专业教师参与其中。因此我们认为，这部新修《宿豫志》是“学者修志”的产物，其经验必将对今后各地编纂新志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