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两大要素，“问题”的生发有赖于“材料”的运用和解读，“材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释与探讨。陈寅恪先生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近几十年来的学术发展证明了“材料”与“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方志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内容兼含地理与历史，形式包括图像和文字。古代的方志，全面记载了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信息：地域范围、机构设置、古今变迁、人口、自然资源、名胜古迹、气候灾害、文化教育、历史名人、宗教风俗等，几乎无所不包。

山阳地固殷繁，人尤杰出。汉有淮阴侯韩信、枚氏父子。唐有诗人倚楼赵嘏。宋有右史张文潜，与苏东坡、秦少游齐名。女英雄梁红玉桴鼓亲操，抵抗侵略。元有老画家龚开，并撰写文天祥、陆秀夫传状。明有文学家吴承恩。清有民族英雄关天培。推翻专制的有清末烈士周实、阮式，而近代更有中外人士所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淮安古属扬州。《禹贡》，“扬、徐二州，俱以淮为界。”淮安地在淮南，故为扬州辖境。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属楚。汉为射阳县，属于淮阴。《汉书·地理志》：“射阳县属临淮郡”注“应劭曰：‘在射水之阳’。”后汉时又属广陵。《后汉书·地理志》：“广陵郡射阳县故属临淮。”三国时废，地属于魏。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复立。晋安帝义熙七年（411）置山阳郡治山阳县于射阳境内，其时射阳县犹在。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样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宋代以后，地方志体例结构、收录范围、记述方法乃至志书纂修机制，都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志书的编修通常由官府主持，主编则往往由地方官礼聘本地德高望重而又学识渊博的退休官吏、文化名人或客籍学者担任。

扬州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米，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

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也随之变化。无论是修志的观念和志书内容、门类，还是编纂方式等，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进和创新，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和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我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