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馆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基于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共同关注，图书馆学与方志学具有密切的学术渊源。研究方志馆是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适度拓展，是提升图书馆学社会认知与学科价值、推动图书馆界与方志馆交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需要。

宋朝以后把方志提到“一方全史”的高度，极力追求方志内容的系统化、完备化。直到民国时期，方志工作者才不断用现代学科观念来审视、判定和改造方志，但是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当今，知识文化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必然，方志与各学科密切联系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多学科综合，全面记述风土人情的自身特色。

2017年尾，距离2004年在岭南大学举行的本地学术界推动香港修志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已经过去13年，遵循“政府支持，学者主修，社会参与”的模式，香港修志却仍未走出实质性的第一步。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当前准备工作进度如何？有无可借鉴的修志模式？修志人员对未来有何期许？一众修志人士虽面临资金困顿，却不言放弃。如今他们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支持充满期望，相信香港修地方志“临门一脚”问题有望解决。

家谱和地方志，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大厦的重要文献支撑。旧时由于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传统文化的覆盖是全方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部分家谱被焚毁或停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要实现文化兴国的目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让基层百姓以最直接的方式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先秦志书不同于《汉书》等后世正史中的《天文志》《地理志》等“志”。前者是先秦时期的讲史档案，后者则是汉代以降正史中专记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史书体例，二者名同实异，不可相提并论。

民俗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它产生于人类生活，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民俗又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宗教对于人们的婚、丧、生、老、病也都有渗透影响。

晚唐杜牧所作《清明》一出，杏花村闻名于世。由于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杏花村的确切地点一直众说纷纭。清康熙年间，郎遂编纂池州《杏花村志》十二卷，被收入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文献《四库全书》。

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图因其形象直观和重要性，引起历代修志者的重视，在地方志中有大量体现。古人阅书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其功用在于“史言其文，图征其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永清县志·舆地序》中有云：“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

如皋县政府编印、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日出版的《如皋县政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与现在每年编纂的《年鉴》极为相似。它也是反映民国二十三年（1934） 度全县政府、经济、教育、社会等各方面情况的全书。

今天，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在“藏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山南市举办第二期援藏志鉴编纂业务培训班，是深入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中指组领导批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加快推进西藏实现“两全目标”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