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正前志是方志文化的优良传统，不可等闲视之。新中国成立后编修首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缺乏理论准备，也没有实践经验，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缺漏、讹误在所难免，志书在出版过程中的校排粗疏，明伤暗疾更难杜绝。

中国的地方志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颇具特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周礼》所记“外史掌书令，掌四方之志”。编修方志源于两汉，定型于宋，发展于明，兴盛于清，至今有2000多年历史。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8000种，10余万卷，占中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旧志整理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文字工作繁冗，如有不慎，就会事倍功半，在整理旧志中，我们应采取以下步骤与方法，以体现古籍整理的要求。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深圳市志》的与众不同并非仅限于此。在《首轮<深圳市志>编修纪念》一书里，深圳市史志办就曾称其为“首部全面记录深圳建市至2000年发展历史的大型综合志书”“深圳有史以来参与编纂人员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第一部市志”“一部全面记录深圳改革开放历史的权威性、资料性著述”。

2017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微信方式”对7710人进行了地方志社会需求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社会对地方志总体需求较大，达到93%；但，不同职业、年龄和学历群体对地方志需求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需求目的多元化、需求种类均衡化、需求内容偏好化、需求形式当代化、需求方式碎片化、需求渠道普及化”的特点。

郫县之有志，据考始于宋代《古郫志》，自宋代到清同治八年，计有县志七部，已知著作者的有四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令沈芝重印的《郫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县令朱鼎臣主持编纂的《郫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令杨得质在嘉庆志上增补三篇艺文志，称为道光志；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陈庆熙主持编纂的《郫县志》。经过岁月风霜，诸多县志鲜有留存。

政法类分志是二轮省级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二轮省级志书规划当中，虽然对政法类分志的设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能涵盖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工作的主要方面。笔者所在的吉林省，在二轮《吉林省志》规划当中，对政法工作的四个主要方面，分别设置了一部分志，即《公安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本文通过对馆藏民国年鉴的调研,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年鉴,它将为改变我国年鉴的历史提供重要的依据。阐述了这些馆藏民国年鉴所反应的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民国年鉴的信息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