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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改造旧志的主张

中国方志网邱新立2018-04-13 14:37:082047

19世纪末、20世纪，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也随之传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志书编纂有巨大影响。其中的进化论思想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志书编纂宗旨的改变，其时不少志书的内容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调查得来的，民国《徐沟县志》的“人口”等门类的记述中就提到不少西方社会学说，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方志的纂修已开始注意影响地方之各种因素，在传统方志所注重的“人”、“事”、“地”、“物”等项，均赋予新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用社会学的方法来探讨对方志的改造。如当时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即以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蓝本，发表了《中国县志的改造》一文［15］。吴氏在文中分析了地方志资料对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指出改造旧县志的方法，从而编纂出切合实际具有实际价值的新县志。他提倡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县志。他对县志改造的探讨，是从资料的角度来谈的。他认为研究中国社会，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材料，而中国县志的内容，则对社会情况记述不多。他认为县志改造最困难的是编制各种统计表格。有了表格，再有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根据表格去调查各种社会事实，这样经过周密调查的社会资料，便是编修一部具有实用价值县志的重要基础。而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共分十七章，一、地理，二、历史，三、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四、人口，五、教育，六、康健与卫生，七、农民生活费，八、乡村娱乐，九、乡村风俗与习惯，十、信仰，十一、赋税，十二、县财政，十三、农业，十四、工商业，十五、农村借贷，十六、灾荒，十七、兵灾。吴氏认为：“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作别种县志的模范。”

以社会调查代替方志虽仅仅是一种设想，但从西方引入年鉴或以社会学方法编写地方概况，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表明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人们已开始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古老的中国方志，并力求寻找新的体型或体系［16］。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尝试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科学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社会中方志学的发展状况，表现了志家学者要求挣脱封建社会方志学的羁绊，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及近代科学技术文明的成果，朝着新时代方向发展的强烈愿望，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展示出若干清新的风貌。历史事实表明，方志学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得到发展，既与学者的参加修志实践、积累修志经验密切相关，又同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演进紧密相连。经验的积累使学者们获得了进行方志理论研究所必需的丰富材料和必备的经验，而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则增进了他们对新知识的了解，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更使他们对“民生休戚”和“民生实用”关心起来。这样，面对时代的发展进步，他们才有可能经过苦心孤诣的研究探索，提出因应与创新之道，获得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历史不能割断，这些新成果的取得，不仅推动了志书编纂与研究的近代化，而且还启发了后来的修志工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变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鉴戒以及历史资料。(作者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理论室副主任)

注释:

［1］黄觉、李质毅修，韩嘉会纂：民国《阌乡县志》，韩嘉会序，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铅印本。

［2］韦冠英修，梁培煐、龙玉钰纂：民国《贺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台湾），民国六十五年（1976年）版。

［3］汪忠修，吕林钟、阎凤舞纂：民国《密县志》，民国十三年（1924年）铅印本；又见刘永之、耿瑞玲编著：《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l版，第88～89页。

［4］张士杰修，侯昆禾纂：民国《通许县新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新豫印刷所铅印本；又见刘永之、耿瑞玲编著：《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l版，第193～194页。

［5］陈鸿畴修，刘盼遂、张蔚蓝纂：民国《长易县志》，叙例，民国二十年（1931年）铅印本。

［6］蒋梦麟《续修浙江省志提案》，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期81号（1928年）。

［7］朱士嘉《怎样纂新式的县志》，载《禹贡》第7卷l～3期（1937年）。

［8］民国《同安县志》，林学增序，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卷》。按本文所引《中国地方志集成》系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影印者。

［9］蒋梦麟《续修浙江省志提案》，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7期81号。

［10］《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第5卷2期（1935年）。

［11］《志例丛话》，“通诠”，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