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研究应超越地方史，突出北京的特殊性
对于“北京史学”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其他区域史或城市史研究相比，北京史似乎总有着更多既让人困惑又令人着迷的地方。辽、金以来，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性都城，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学术原因，不论是涉及国脉的宏大叙事，还是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论述，都构成北京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7月20-21日，“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新起点”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与会。
与会学者合影
《北京史学》新刊发布
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首先进行了《北京史学》集刊的新刊发布会。《北京史学》的前身是2012年创刊的《北京史学论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北京史学》2018年春季刊（总第七辑）是其更名改版后的第一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本刊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刊载北京史研究相关论文、史料、新书评介等内容。发布会上，学者在评述《北京史学》的同时，延展探讨了“以书代刊”这种学术期刊形式，以及北京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曾经编写过《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他认为近现代北京城市史研究意义重大，这座千年古都在近代发生了剧烈变化，变化中包含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等复杂的历史内涵，值得反复研讨。虽然北京史研究与上海史研究尚存差距，但从重要性来讲，二者是不相上下的，北京史研究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指出，现行考评机制要求高校师生必须将论文发布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上，而“以书代刊”形式的刊物很难被纳入到考评体系中。与此同时，刊物要保持水准，又要求发布的是首发、原创、优质论文。因此，缺少优质稿件将是《北京史学》今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不能改变现行考评机制的前提下，他提出两条解决方案：第一，重点约请不注重论文考评的学者（如退休学者）；第二，友情约稿或高价约请名家撰稿。对于北京史研究，左玉河认为其与上海、武汉、天津、成都等城市史研究有一定差距，他指出北京史不能做成地方史，而应该是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史，总结起来就是“国际视野、地方材料与普遍性问题”，不能“就北京论北京、就近代论近代、就政治论政治”，要关注前后左右，上下东西，避免研究的片面化、简单化、碎片化。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清史所教授朱浒认为，国内不少核心、权威期刊都是综合性期刊，同一期刊上的文章差异性很大，若将其放置于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引用率等指标与其“核心”“权威”地位并不匹配。相比之下，国内的很多集刊都聚焦在专业领域，阅读量也颇为可观，是学术期刊的重要补充，也契合国际学术期刊专业化、精细化的趋势。另外，朱浒建议，《北京史学》可以借鉴《清史研究》，在集刊之外收集整理世界范围内北京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以及研究新著，让《北京史学》成为“北京史研究指南”，增加受众，集结研究力量。
对于上述学者提到的北京史研究不如上海史研究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认为，上海史研究当然有非常深厚的积淀，但不宜放在两个城市研究“谁成熟、谁薄弱”的二元框架中去定位，尤其是葛兆光先生提出“何为中国”的问题之后，上海史研究也面临着走出现代化、超越现代性的学术眼光的转换。“何为中国”打开目前上海史研究的新问题，上海和江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互动研究已经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相比之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结互动，尤其是从周边区域返观北京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借用孙歌先生“普遍性是理解独特性的媒介”的观点，瞿骏提出需要在城市史、区域史和文明史的普遍性之中理解上海史和北京史的独特性，由此，北京、上海的独特性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相通的，是可以互相借鉴、参照的。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言中将西方文明归结为“环地中海文明圈”，把中华文明归结为“黄河文明圈”，瞿骏认为也可以将北京放在如“黄河文明圈”、“长城文明圈”、“大运河文明圈”中予以探讨，对北京史研究进行“文明圈”联动与其长程发展的论述。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岗在发言中强调了北京历史的特殊性，以及北京历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尤其是在研究理论方面的欠缺。王岗认为，只有深刻认识到北京的城市特性，北京史研究才能有更加长远的发展。
新刊发布会现场
英法联军笔下的北京，日韩浪人在北平的贩毒运动
本次研讨会共有30余位学者提交论文，论文内容包括晚清、民国、沦陷时期，北京（北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分为六个论坛进行报告。澎湃新闻选取两篇论文做详细介绍，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项浩男的论文题目为《落日余晖：英法联军笔下的北京图景》。他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通过英法联军军官、翻译官、士兵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呈现这些外来者笔下的北京图景。
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直至11月初撤离北京，联军先后五次进入北京城游览、参观、举行相关活动。对北京的城墙、城市布局、建筑景观，以及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商业贸易等进行了细致观察和亲身体验。
以北京城墙为例。对于在安定门外等待进城的英法军官们而言，北京的城墙非常威严，城门也同样雄伟壮观，是强大和文明的有力证明。当他们站在城墙高处看到北京城的全貌时，与跟雄伟的城墙相比，城里的民居显得十分寒酸，所有东西的色调千篇一律，“使人们很难指望这个大名鼎鼎的京师里会拥有巨大的财富”。
英法联军在关于北京的房屋建设、官员等级的划分、天坛等建筑的功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误解，比如他们将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分别称作是满人区和汉人区，而且发挥想象力，将汉人区和满人区的划分与满清王朝对汉族百姓的统治与防范联系起来。甚至还有人认为将两个城区分隔开来的城墙是精心构筑的，统治者在上面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它们全部朝向汉人城区，表明那里居住着被征服的民族。这反映出近代中西方都对对方知之甚少，中国昧于世界发展大势，欧洲人则不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和风俗。
此外，英法联军在对北京的描述中还透露出傲慢与偏见。比如，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年人看起来一副蠢相，令人不快；妇女又老又丑；中国方面精心准备的菜肴在法国人看来却完全吃不惯，无法下咽，甚至让人倒胃口；紫禁城是一片废墟、难看极了。
项浩男认为，尽管这些入侵者对中国存在着不少误解、偏见，但他们对北京的描述和感悟，为了解当时的北京乃至中国的真实状况提供了鲜活、真实的材料。英法联军对于北京的印象，明显地经历了由期待向失望的转变，而北京的破败又与中国的衰落联系在一起，曾经“北京这座神奇的巨城在欧洲人的梦想中显得如此之遥远，遥远得当人们说要去北京时仿佛在说要去月球”。但是真正目睹了北京的现状之后，英法联军相信，曾经辉煌的中华帝国已经是然是“落日余晖”，无法再与欧洲匹敌。
研讨会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齐春风的论文题目为《1930年代日韩浪人在北平的贩毒活动》。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在北平的深入，居住在北平的日韩浪人人数急剧增加。他们以日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为护符，多从事非法活动，尤以贩毒及强占北平居民住房为多，给北平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
自1932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毒化”日益严重。鸦片原是不准售卖的，有些奸商勾结日韩浪人开设“土药店”售卖，后来改名“国货店”公开，变成了“官准立案”的公开生意，全市竟达600余家。贩卖“白面”及红丸、吗啡的大多是韩国人。日本人把国民移向韩国、东北，把在韩国、东北的韩人赶到华北来，韩人无以为生，便干起了劳力少而获利大的贩毒事业。这也是日本处心积虑施行毁灭中华民族的“毒化政策”的一部分。
当时的北平吸食海洛因要比吸食鸦片流行，因为吸食鸦片需要烟灯、烟枪、床榻等，而且价格昂贵，而“白面”携带便利，随时买卖，随时吸食，只要将白面放在烟卷里即可点吸，于是便流行于广大下层民众之间。凡是对“白面”上瘾者，每隔一二小时就要吸食一次，瘾发时会不顾一切，借了钱马上换成白面抽个干净，“哪怕只剩一条裤衩也要换成白面吸”。
吸毒造成了无尽的人间惨剧。许多人因抽白面而倾家荡产，犯了瘾之后，往往将随身穿戴的衣帽等物抵押给白面房子，换取一小包白面，三口并作两口地抽下去之后，只得光脚赤背狼狈而去。等到身外之物全部当光卖尽，他们往往被迫行窃，将侥幸窃得的钱物通通换成白面，痛快淋漓地大抽一番。凡抽白面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过早地走进坟墓，是一切白面儿鬼共同的悲惨结局。
1934年10月，北平共捕获罪犯1669人，其中毒品犯男905人，女131人，共计1036人；鸦片犯男265人，女58人，共计323人。1934年全年，北平捕获鸦片贩卖犯224名，吸食者1565名。加上毒品，更为惊人，全年总计3688起，计41514890两，值洋158989.22元。
齐春风认为北平当局对禁绝毒品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当局加紧侦破贩毒、吸毒案；“重治吸食”，复吸者一律枪决；成立北平市烈性毒品戒除所；加强戒毒宣传；实行烟民登记及鸦片专卖。但种种举措效果不佳，日韩浪人的诸多不法行为无法制止。究其原因，日本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以及日方有意以这种方式扰乱北平治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研讨会现场
近代北京史研究的特殊性
研讨会的最后，本次会议召集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建伟做了题为《超越城市史：近代北京史研究的的方法审视与境界提升》的发言。
王建伟首先介绍了近代北京史的研究情况。近代北京史研究则起步较晚，并在一段时期内显得比较沉寂。1986年，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选取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率先启动近代城市史研究计划，北京并未踏入这列车道，直接导致其在起跑阶段就处于不利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进展。至今，尚未见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独立以“近代北京”或“民国北京”命名的通史著作。
以2000年为界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史开始比较广泛地进入到了学界的视野当中。借助这股潮流，近代北京史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代北京的专题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教育、媒体）、社会（人口、婚姻、家庭、医疗、日常生活、救济、宗教、风俗）、空间（街区、道路、胡同、广场、寺庙、建筑、电影院、公园、戏园、茶馆、妓院）、群体（学人、艺人、警察、律师、侨民、妓女、学生、报人、商人、水夫、粪夫、人力车夫）等多个方面。
虽然近代北京史研究在新世纪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王建伟认为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在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局部、微观、专题研究多，宏观、整体、理论研究偏少，尤其是缺乏整体上贯通的视野，缺乏对近代北京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与发展规律的提炼概括。第二，近代北京史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从时段看，民国建立至抗战前的历史占据了更多篇幅，其它时段则相对单薄。很多成果都标明了明确的时间断限，如1900—1937、1912—1937、1927—1937，尤以“1937”成为一个天然的时间节点，历史似乎在1937年戛然而止。由此导致沦陷时期成为近代北京史研究中的薄弱地带。第三，专题方面仍有不足。第四，对于西方学界有关近代北京研究成果的译介不够。
王建伟认为，上述问题既反映了当前国内城市史研究中的共性问题，又是体现了近代北京的特殊性。北京长期作为国都的特殊身份，是很多国家重要事件与现象发生的历史舞台或地理空间，在为它们提供社会场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规定或制约着这些事件与现象的表现方式与最终走向。后者这种方式虽未把城市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但城市也在相关事件与现象的叙述中获得了呈现，同样可以展示其内在特性与外在样貌。
王建伟还指出，近代北京史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局部演变过程，不是民国史的从属，不是通史内容的简单“地方化”复制，因此无法把中国近代史那套已经成型的论述框架原样照搬。近代北京史应有明确的学科属性与定位，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实际的理论体系，从而去解释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与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史相比，近代北京史不应将自身限定在“地方史”范畴，不应仅止于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而是应该开掘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建立对话平台，在更宽广的学术路径中凸显北京城的“存在感”，充分利用近代北京城市身份的特殊性与变动性做足文章。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