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有主张源于《禹贡》或《山海经》；也有主张源于《周官》；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亟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光武帝刘秀，为了宣扬自己的家乡，诏撰了《南阳风俗传》，这么一来，各地纷纷仿效。其中的“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一句就明确地指出，地方性的郡县著作，从这个时期便开始了。

控制篇幅问题，从新方志编修一开始就提出来，在中指组的层面还有过硬性规定，但在实践中，篇幅膨胀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志书篇幅如何看待的问题，宜简宜繁，在讨论中各持所见。通过对此方面的研究做一些析论，提出文约事丰是理想的志书境界，讨论志书篇幅问题关键是要不要控制篇幅，何为篇幅适度。控制篇幅应重在内修，即提高编纂者控制志书篇幅的自觉意识和掌控能力。

建置沿革内容在地方志编纂中，是重点也是难点。明清以来厦门地区已编成十多部地方志。系统梳理这些志书的得失，对第二轮修志有借鉴意义。通过对厦门13部地方志建置沿革文本进行梳理，分析主要问题，可以总结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层级设计不清、叙述概念认识不清、疏于考订等，而要正确记载某地建置沿革，也有如下对策可供参考：一是做好篇目设计，二是明确记述主体和对象，三是慎重考订前志记述。

我国很早就有采风问俗和记录民俗的传统，作为对民俗进行记录的成果形式，民俗志亦早已出现。20世纪以来，随着民俗学的发展，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更多类型的民俗志作品。但不论哪种民俗志，都格外强调书写的客观性，尽量避免编写者的主观评价。这种态度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民俗志还应该发挥辨风正俗的现实作用。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 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方志的编修， 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地方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的史书，享有 “ 地方百科全书 ” 的美誉。正 因 如此，地方志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千百年来，古人对地方志的功用进行过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综合起来可用 “ 治资、教化、存史 ” 六个字来 概括 。

我们中国有着修史的传统，中国人非常重视修史。国家有国史，家有家谱，地方有方志。记录我们从哪来？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

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地方史、地方志的渊源和演变。...

理论界流行的志书“沉淀说”，一是成为一些论者区别志书与年鉴的重要标志；二是成为志书编纂时间上下限以及选择适当编纂时间的依据。该论文认为“沉淀”对于反映事物本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意义是相对的；反映事物本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并不是志书和年鉴的本质属性；志书的编纂实践证明，志书质量更多取决于包括志书主编在内的编修人员的综合素质，而与“沉淀”关系不大。

年鉴是系统汇集年度重要文献信息的资料性工具书。年鉴成为一种特有书体，是社会文化认知表达的需要及产物。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一种特有体裁的政书，需要依法规范；作为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年刊，需要不断创新。要以规范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追求一流、打造精品”，推进地方综合年鉴质量提升和年鉴事业发展。

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都是记述某一行政区域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它们既有许多共同点，但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二者不能相互取代。本文对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比较。二者只有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