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之路，是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018年4月27日，省级地方志资料年报业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直、中直驻粤、有关行业协会等131家单位140多人参加会议，省地方志办副主任刘卫出席会议并讲话。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2017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微信方式”对7710人进行了地方志社会需求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社会对地方志总体需求较大，达到93%；但，不同职业、年龄和学历群体对地方志需求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需求目的多元化、需求种类均衡化、需求内容偏好化、需求形式当代化、需求方式碎片化、需求渠道普及化”的特点。

郫县之有志，据考始于宋代《古郫志》，自宋代到清同治八年，计有县志七部，已知著作者的有四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令沈芝重印的《郫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县令朱鼎臣主持编纂的《郫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令杨得质在嘉庆志上增补三篇艺文志，称为道光志；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陈庆熙主持编纂的《郫县志》。经过岁月风霜，诸多县志鲜有留存。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得以普及，人们获取资讯的速度几乎实现了与事件同步，受众对信息的实际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年鉴在其最初的发展时期，以准确、权威、丰富的信息传播特点取胜。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年鉴因为难以克服出版周期长的硬伤，依靠固有优势已然不足以立足市场。因为各部门、单位都可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对外公布信息，大大降低了受众对年鉴的需求。年鉴要突破这一尴尬处境，就必须要转变思维，寻找全新的出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本文通过对馆藏民国年鉴的调研,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年鉴,它将为改变我国年鉴的历史提供重要的依据。阐述了这些馆藏民国年鉴所反应的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民国年鉴的信息价值和史料价值。

资料、人员和稿件编撰是志书编纂工作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三要素”，每一要素都不可或缺、至关重要，是志书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核心，可以说志书编纂的过程就是承编单位持续、有效、精准地解决“三要素”问题的过程，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也一定是建立在很好地解决了资料、人员和稿件编撰三个问题的基础之上。

元末明初，社会动乱，兵祸连连，西南地区大量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战争和发展生产之间，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卫所制度应运而生，并对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六盘水之地生产了重要影响，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