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方志理论浅析——以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为中心

【摘　要】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关键词】南宋,方志,理论,起源,性质,功能

南宋时，随着方志的转型与编纂的繁荣，方志理论逐渐成熟，但这些理论的表述非常零散，一直为人们所忽略。洪焕椿撰文《南宋方志学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进行了相关探讨。文章在总结范成大、梁克家、罗愿、陈耆卿、高似孙、周应合诸家方志理论与编纂实践的基础上，指出南宋时期我国方志学已涉及方志目的、作用、性质、内容、体例、编纂原则、编纂方法等。显然，洪文讨论的基础是存世志书，考察的范围与认识的深度仍然有限，很难动摇人们对清代章学诚对方志学研究的固有看法。南宋志书存世的虽然极少，序跋流传下来的却有很多。详阅这些序跋后，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学人对于方志的理论思考既丰富且深刻，已经囊括了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以及修纂人选、体裁与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等编纂学思想，完全可以与章氏学说媲美。编纂学思想已见于拙作《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本文将着重探讨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不确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方志起源

方志源自何处，是南宋学者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综合而言，大约有以下三种看法：

其一，《周礼》说。《周礼》记载了“职方氏”、“土训”、“诵训”之职责，即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天下之图”、“地图”与早期图经的产生确有密切关系，故视《周礼》为方志源头亦不无道理。早在北宋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便提出此说，他在为宋敏求《河南志》所撰序文中，开篇即云：“《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明确将《周礼》作为方志源头，受到南宋不少士人的推崇，并体现在各自所撰方志序文中，如绍兴《严州图经》董弅序、淳熙《严州图经》刘文富序、淳熙《潮州图经》常祎序、庆元《成都志》袁说友序、嘉泰《太和县志》赵汝謩序、嘉定《仪真新志》吴机序、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等，皆持此观点，风靡一时。

其二，诸侯国史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均纂有国史，如鲁有《春秋》，晋有《乘》，楚有《梼杌》，在区域性这一形式上，与后世方志也有某种相似性，故被部分学者视为方志源头。宋宣和元年（1119），洪刍纂成《豫章职方乘》三卷，以“乘”为名，表明洪氏是认同方志与乘的渊源关系。绍定元年（1228），仙游叶棠由太府寺丞出知台州，请郡人林表民续《赤城三志》四卷，临海王象祖为之序。在序文中，王氏云：“今郡之图牒，古诸侯之国史也，《春秋》非鲁之史欤？”明确提出方志即古诸侯国史的观点。此外，开庆《临汀志》胡太初序、景定《临川志》家坤翁序等均称郡志为“郡乘”，或亦持此说。

其三，《九丘》说。《九丘》，相传为上古时九州之志，地理应是其记载核心。是书早已失传，今《尚书》有《禹贡》一篇，分叙天下九州山川、土贡等，或可窥见一斑。就内容而言，早期地记颇类《九丘》，故亦被部分学者视为方志源头。隆兴元年（1163），清源苏升以左承议郎知永丰县，续纂邑志，并序云：“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也。”即持此说。嘉定元年（1208），永嘉陈岘以集英殿修撰知广州，委托教授齐琥纂《南海志》十三卷，陈氏自序云：“九州之志见于坟典之初，至周诵训、职方所掌，事益加详，其由来古矣。”九州之志即《九丘》，显然，陈氏也是主张《九丘》为方志源头，周诵训、职方所掌只是它的继承与发展。

宋人关于方志起源的认识，直至现代仍不时有人提及，如傅振伦认为地理书、舆图、诸侯别国之书是方志三大源头，其中包括《禹贡》、《九丘》、诸侯国史，吕志毅认为方志起源于《尚书·禹贡》、《周官·职方》、《山海经》，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二、方志性质

提及方志性质，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学派之论争，颇为后人津津乐道。其实，早在南宋，方志性质便已有地理与史学之分歧。作为定型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自产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均被视为地理之书，记载内容一以地理为主。北宋祥符初，翰林学士李宗谔受命领衔修纂天下图经，成《州县图经》这一巨著，在序文中，李氏云：“毛举百代，派引九流，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臣广备之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图经编纂中引入史学方法，对于推动方志性质转变功不可没。其后，赵抃、朱长文等人编纂志书时均强调资治、鉴戒功能，史学意识已经比较突出。北宋末，洪刍纂《豫章职方乘》三卷，以晋国史“乘”为名，史学倾向更是明显。

宋室南渡后，地理论的固有认识在士人群体中仍颇为流行，其中以洪遵、陈丰元、黄鼎、吴机等人为代表。洪遵，绍兴中以左承议郎权通判婺州，纂《东阳志》十卷，其自序云：“天下郡国之众，与时更易，旷不知其几千百载，欲举其要，非书不可也，由是地里之学兴焉。”明确表示志属地理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陈丰元以右通直郎知永丰县，纂《恩江志》十卷。在自序中，陈氏开篇便指出：“唐贾耽嗜书，尤详地理……已而相德宗，参赞辅翊，多所发明，是地理一书诚为有补于治道也。”这里“地理一书”当然包括现在所编纂的《恩江志》，说明陈氏亦是地理论的坚定拥护者。黄鼎，乾道五年（1169）官缙云县主簿。是年，知明州张津修成《四明图经》十二卷，黄氏受托撰写了序文，其中有“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图经”云云，将郡邑图经与《山海经》、《舆地图》归为同一类著述，属地理派当无疑问。嘉定十四年（1121），吴机以淮南转运判官兼知真州，委托扬子县令丁宗魏等纂《仪真新志》二十二卷。在序文中，吴氏明确指出：“诸州地图，十年一造，盖不以边郡而独置也，顾可终废而不续哉。”视郡志同于诸州地图，其地理派的立场亦显而易见。

随着方志逐渐成熟以及学术界对方志认识的加深，部分编纂者与地理派在方志性质上的分歧日益明朗化，史学派开始形成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乾道中，庐陵周因教授德安府，以本府多年未修图志，遂纂《郧地丛纪》一书，周必大赞其“深得史氏之体”，表明周因编纂时的史学倾向非常突出。此后不久，外戚郑兴裔立场鲜明地提出了方志即史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淳熙十四年（1187），郑兴裔知庐州，勤于政事之余，于次年委托合肥县主簿唐锜等纂《合肥志》四卷，并为志书作序。在序文中，郑氏阐明了其修志缘由在于“非徒以侈纪载也，盖有激劝之意”，以史为鉴的意识非常突出。继而略叙名贤烈女等遗事，并云：“垂之志乘，皆足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志属“史册”已表露无遗。修完庐州郡志不久，郑氏调任维扬守，再请州学教授郑少魏、江都县尉姚一谦纂《广陵志》十二卷。在这部志书的序文中，郑氏开篇便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更是明确提出方志即史，开方志史学派之先河。就在郑氏修《合肥志》的次年，知南陵县嘉禾郭嶤纂《春榖志》三卷，并请理学名家黄裳撰写序文，其中有“（郭嶤）又以余力攻图治史”之语，表明黄氏亦倾向于史书论。

宁宗以后，史学派的队伍逐渐壮大，高似孙、王象祖、赵与沐、家坤翁等便是其中代表。在序《剡录》时，高似孙指出，是书完成后，“剡始有史”，显然视《剡录》为史书。同样，在景定《临川志》序文中，家坤翁也主张“图籍视史册”，“图籍”自然是指方志。相比之下，王象祖《赤城三志序》与赵与沐《临汀志跋》表述明确得多，前者认为“今郡之图牒，古诸侯之国史”，后者指出“州有图志，一邦之史”，明显继承了郑兴裔的观点。此外，曹叔远纂有绍熙《永嘉谱》、嘉定《江阳谱》，周应合纂有淳祐《江陵志》、景定《建康志》，均被公认为史志体志书，虽无相关表述，然视四者为史学派似无疑问。

正当“史书”论日趋流行时，持反对意见者亦偶尔有之，以常州武进人褚中最具代表性。褚中，宝祐初举博学宏词科，授迪功郎、浙西安抚司准备差遣，时知平江府常熟县鲍廉重修《琴川志》十五卷，褚中受托撰写了序文。是序开篇即云：“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备记也，圣人之于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明确否定了志为史书论，认为方志乃“述史而备记”，即保存历史资料，与现代部分学者所主张的志为“资料性著述”颇为类似，亦属一大发明。

三、方志功能

现代方志学者大多认为方志具有三大功能，即存史、资治、教化。其实，早在北宋时，便已有修纂者关注方志的某些作用，如赵抃《成都古今集记序》所谓“书乱臣所以戒小人，书寇盗所以警出没”，又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有“用备咨阅”云云。南渡后，这种思考更趋成熟。首次系统阐述方志三大功能的是东平董弅，董氏于绍兴七年（1137）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委托知建德县熊遹等纂《严州图经》八卷。董氏在为这部图经所撰序文末尾指出：

凡是邦之遗事略具矣，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企高风而励名节。

“遗事略具”，备“职方举闰年之制”，也就是保存本郡资料以便朝廷修天下总志，实即存史；“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可以给当政者提供治理参考，实即资治；“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企高风而励名节”，既能淳厚风俗，又可砥励名节，自然属于教化方面。

其后，开封郑兴裔亦持相同观点，郑氏先后于淳熙末与绍熙初知庐州、扬州，分别主修《合肥志》与《广陵志》，均自为序。在《广陵志序》中，郑氏指出，志书能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同时，“圣天子采风问俗，藉以当太史之陈，后之来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前有所稽”与备“太史之陈”均言存史，“后有所鉴”与后守邦者之“据依”皆论资治。又《合肥志序》末略叙名贤、烈女遗事，继云：“垂之志乘，皆足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所强调的乃是志书教化功能。显然，二者在方志功能方面的认识已经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丝毫不亚于后人。当然，关注某一个或某两个方面功能的，则比较常见，如楼淳等强调存史，张栻、陈耆卿、吴子良等强调教化，李昴英、黄岩孙等强调存史与教化，说明方志功能在当时已经受到普遍重视。

综上所述，南宋学人对方志起源、性质、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取得了重要成就。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志书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南宋的方志理论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方志之学臻于成熟。（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