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五、如何考证

名村志是地情的综合载体，客观真实地记述本村历史和现状，是志书价值所在。存真求实是确保名村志质量的根本，也是编纂者的第一要务。要以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通过书证、物证和人证，在记述中核准每一件事实、时间，防止疏漏和错误。

（一）旧志为基础

清代，考据之风盛行，治学态度谨严。“清人在研经治史中对方志进行了大量考证，对前代著述纠谬补阙，更是不胜枚举。”[22]在此历史和现实双重重视考证的大环境下，《杏花村志》可谓考证全面细致。郎遂多方收集关于杏花村的古籍文献，考据书目100多种，其中方志15种和舆地书籍4种。方志类包括《一统志》《名胜志》《池州府旧志》《池州府新志》《贵池县旧志》《贵池县新志》《饶州府志》《徽州府志》《扬州府志》《安庆府志》《齐云志》《九华山志》《齐山志》《庐山志》《庐江志》等。“王崇在其序言中即提及宋王伯大志、明正统间叶恩志、成化间常显志、弘志间陈良器志，以及现存最早的正德何绍正志。郎遂所纂之《杏花村志》，正是在这些前代旧志的基础上考据征信而成。”[23]

（二）引经援史

南宋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十卷，向来被视为精品佳志。罗愿为编纂此书，遍考前代图经、地记，“间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还“益访故老，求遗事 。”[24]有前代佳志为榜样，《杏花村志》更是后浪推前浪。《杏花村志》考据书目竟达104种之多，诗文66种、方志15种、历史9种、家谱和杂记各5种、掌故2种、家教和地理各1种，历史类就有《唐书》《南唐书》《宋史》《元史》《纲目》《通鉴》《文献通考》《从亡列传》《廿一史目例异同》，可见其取材之广泛，引经援史，考证有据。

（三）实物质证

《杏花村志》不仅重视文献考证，也重视实物质证。“凡诗文之有涉于村作者，不尽皆身历也，采其言以备稽考”。并称:“诗文所采于郡乘、碑刻，及历代名人遗集为多，余者则或搜取所征致也。怀饼以询故老，予时有之”。《杏花村志》凡例中指出，“凡名胜、建置，以及人物、艺文，一有所得即散录注一箧，越数载不下数百纸，始贻书牛岗深处商榷定例，而后起稿；稿凡数易，而后成书”。纵观全志，可谓“确查慎采，考据详明，无缺无滥，真实可信。”

（四）村民意见

尊重历史，忠于史实，是地方志流传千年的基本特征之一。通过书证物证进行考证外，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认证会，组织记述者和被记述者集中发表意见，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现在绝大多数村庄都还没有建立档案，修志所需相当一部分资料只能从相关人员的记忆、口述中获得，许多历史事件没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原始依据，需要编纂者想方设法进行寻访与考证。郎遂修志面临的情况相同，但是他历经11年，约请参与考订的各州府文人学士102人，“凡夫、缙绅、幸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由于村志的特殊性，其资料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回忆和口述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村民文化程度低，作风粗犷，甚至习惯于信口开河，他们提供的资料在时间、地点、人物、数据等方面准确度上可能会有误差，如不考证核实，很可能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