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六、如何体现特色
名村志不仅篇目要科学分类，合理安排，而且还要适当张扬个性，彰显特色。出版后的名村志不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内容上尽可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编纂名村志要充分考虑名村的定位和特点，深层次挖掘名优特产，名胜古迹，规模产业，资源优势等资料，力求编出灵气和特色，记下名村的根与魂。
（一）图文并茂
一部好的名村志离不开图照的使用。图照形象、直观，很多事物，用文字不易记述，但是使用图照，则很容易说清楚。章学诚说“图缺而书志不得不冗也”。[25]“《杏花村志》图文并茂，卷一有青浦画家钱又选绘《杏花村图》《小杜行春图》和杏花村十二景图，每图左又附一件古代文物工笔画图，共计26幅山水、文物工笔图画。”[26]村志初成，诸多名人雅士称赞尤佳。胡舜夫在征得郎遂同意后，在金陵刊刻标明贵池郎赵客纂《杏花村志》十竹斋刻本，对外发兑。很快就有苏州人尤侗、奉天人张思奇、北直大兴人思庶等8人题诗14首，赞誉《杏花村志》。致使《杏花村志》的影响不断扩大，享誉全国。
（二）显物尊人
记事既要见物，也要见人，历史是人创造的，事物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杏花村志》“记载了稀罕的当地文物样图。卷之一图画中提供的文物有：石镜、香奁、石钟、青琅玕、贝业、玉壶冰、竹册、尊胜钟、晋钱、三台石、铜圭、泄螭菏瓶、周雷柄铎。上述文物虽难现于世或多不可考，但为后世保存了活灵活现的实物图样和一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物信息，也为我们研究当时或更早些时候杏花村的历史沿革和遗闻轶事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第一手资料。”[27]《杏花村志》对户籍记载特别详细，使用明清时期的户籍资料，记述了郎氏族系，对此，清时褒贬不一，但这对于研究人口变动和社会发展，乃至撰修族谱，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名村志编纂在记事中要涉及人，对在村中发展起重要作用和贡献的人物都要记载。曾经存在的顶编现象、民办教师、房子、家当，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迁，这些事物和人物，都是体现特色的有力抓手。
（三）语言习俗
名村志编纂要准确把握村志的特点，语言和习俗都是亮点。像信仰习俗、交通习俗、农业习俗、职业习俗的承袭和演变，时代特色浓郁。语言表述最能凸显乡土风情和地域特色。“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以更深的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不论是编出名志，还是合格志书，无不是突出了地方特色。”[28]《杏花村志》中“传奇”“杂记”也颇具地方特色。如“传奇”收录至德人王尔纲的杂剧《杏村醉雨》，剧中人杜牧春日出游，在杏花盛开的村庄与牧童、舟子、酒保吟歌对话，方言浓郁，既细腻唯美，又特色鲜明。
（四）适当升格
名村志编纂可以把村庄内特色的事物突破原有的层次进行人为的升格，使其在整个篇目中凸显出来。名村志要突出村域要素，反映村域内自然风光、特色物产、主导产业、文化成果等。有代表性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就要采用升格的办法凸现出来，让人们一看篇目就知道是这个村，而不是别的村。《杏花村志》题咏最多，卷五至卷八为诗词歌赋，约占全志四成。其卷五为七言绝句诗；卷六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卷七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八为五言排律诗、七言排律诗、五言绝句诗和词赋。连同卷二、卷三“古迹、建置”中的附诗在内，共收历代各地文人雅士423人次，题诗541首，还有6人填词6首，3人作赋3篇。诸多题咏中，诗题中含有“杏花村”三字的有154题，直接以“杏花村”三字为题的就有32首。“这些正是杏花村作为历史名村的价值体现。大量记载名胜与题咏，也成为本志的最大特点。”[29]
《杏花村志》开编纂村志之先河，成为唯一收入《四库全书》的村志。既保存了记忆，留住了文化，也使得杏花村声誉鹊起，得正宗之名。在日益重视文化，倡修地方志的今天，编纂名村志，记载根脉，记住乡愁，对《杏花村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注释：
[1] 毛曦 董振华：《城市化进程中系统开展村志编纂的意义与建议》，《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6期。
[2] 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3] 沈兴耕：《神州处处“杏花楼”》，《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4月5日。
[4] 李培林：《村落进入和研究方法》，《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 乾隆《池州府志》。
[6] 耿建扩：《河北邢台编纂志书、建村史馆》，《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9日。
[7] 乔方辉：《从曹口村志编纂出版谈村镇志编修》，《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8] 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9] 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10] 任丽英：《读7部村志引起的几点思考》，《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15页，2014年12月方志出版社。
[11] 蒋凡：《褚家塘志?序》。
[12] 《杏花村志》序
[13] 沈永清：《村志编修拾题》，《内蒙古方志》，2016年第4期。
[14] 颜越虎：《从白沙村志到珠三角现象》，《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
[15]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6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 青岛崂山区史志办公室：《浅谈村志编纂工作》，《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期。
[17] 张军：《市志人物编纂的理论和实践》，《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论文选集》，中国城市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316页。
[18] 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38页。
[19] 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58页。
[20] 刘其奎：《喜读〈九星村志〉感言》，《上海地方志》，2014年第3期。
[21] 莫艳梅：《村志编纂如何突出地方性》，《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6期。
[22] 韩吉辰 戴柏俊：《地方志加强学术研究和考证的必要性》，《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1期。
[23] 张敏慧：《康熙杏花村志的社会影响与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7卷第3期。
[24] 罗愿：《新安志》序。
[2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永清县志》序例。
[26] 郎永清：《杏花村志版本源流与比较》，《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27] 刘俊：《中国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杏花村志》，《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9期。
[28] 《乔福锦：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编纂——﹤桃树坪村志＞》，《邯郸学院学报》，2016年6月第26卷第2期。
[29] 康丽跃：《浅析康熙杏花村志》，《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