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四、如何征集资料

名村志编纂离不开资料，没有资料，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只有全面系统的资料才能反映名村各种事物，各项事业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完整呈献事物发展全过程，提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村志编纂中资料搜集是关键，要通过查找文献、调查走访、实地踏勘、拍摄照片等多种途径获取各种有用资料。

（一）发布启示通告

 村志编纂，地域虽小，却也要广泛发布征集资料的启示，让全村及在外地的本籍人士知晓。“通过《扬子晚报》滁州专刊、滁州电视台、滁州人民广播电台、滁州市政府网、市先锋网、市地方志网等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对《关于征集皖东人物的公告》进行广泛刊登、播发、宣传，尽可能使更广范围都知道了解支持这件事。我们利用春节前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将1000份公告张贴于全市大街小巷和滁城商场车站及各县市区的主要街道。在市人大、政协两会上向全体与会代表散发公告。”[17]郎遂面对文献资料短缺、文物建筑倾圯的困难，首先发布《征杏花村诗文启》，广搜博采，“凡夫、缙绅、韦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现在编纂名村志，特别是退下来的村干部和先进模范家中，珍藏着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很多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二）重视乡贤口述史

口述史资料可以有效填补档案文献资料的缺失。宋人罗愿就认为修志要“方故老、示遗事”[18]，明代张居正也认为修志应“搜罗载籍，博方耆旧”。[19]村志由于其在志苑中所处位置、记述范围和作用等原因，资料较市县志要求更加细微，更要具有典型性，以便反映社会最小细胞的历史与现状，这也正是村志价值所在。村庄里的老人是许多大事、要事的见证者、经历者、参与者，“如一次民风座谈会，请各原村落70-80岁口齿伶俐、‘百事知晓’的老人座谈，满场笑话、热闹非常、令人难忘。参加座谈的对象有80多岁高级社时的主任、初级社时的生产队长，人民公社初期的连长、委员、老生产队长、大队长、老书记、大队会计、油粮员、生产队会计、村民小组长、民办教师、插队落户生、赤脚医生、天主教神父、天主教友、土改时评为地主的后代、‘两航起义’人员的儿子、合作化公社化坚持单干农民的后代以及现任各村各部门的负责人。座谈会气氛热烈，意犹未尽，常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20]只有多组织、重视收集口述史资料，才能全面、真实、生动地记述名村志的历史与现状。郎遂在编纂《杏花村志》时，常邀请乡贤和名士小酌于郊野，交流信息和收集诗文；并请各地各界名流百余人，作为参订人士参与村志编修、并作咨询。

（三）实勘旧址遗迹

历史文化内涵是古村镇的根与魂，具有时限性和地域性，需要及时的踏勘和挖掘。杏花村古迹虽遭明末兵乱，但至清康熙年间，大部分遗址尚可寻找，这给郎遂提供了不少实地收集资料的条件。郎遂披荆斩棘，遍访村里古迹旧址，凡残碑断碣、桥梁遗迹、柱礎颓垣，乃至散落地面的瓦当斗拱，无不亲躬摩拓。正如《杏花村志凡例》所载：“凡村内景物之可名者，无论题咏所及与未所及，特书列之”。“凡古迹之废已久者，虽遗址必特书，不敢没也”。郎遂在志书中记下古迹70余处。记述的建置名胜、古迹丘墓，极为详实。如记“广润泉断石”云：在杏花村南，濒湖。嘉靖间，村农得之田内，郡丞张邦教访置演武场前，建亭榭以表之。又云：“明季左兵之乱，好事者以断石收移于今秋浦楼，乙酉以后，刘梅根州丞曾访而未得也，郡邑志皆称尚存者，亦留此，以待后人援求耳”。

（四）社会调查

吴景超在《中国县志的改造》中就十分推崇社会调查，认为社会调查是深入社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研究方式，通常反映重大事件、新生事物、突出典型、重要的经验和严重的问题，利于解决资料缺乏或记述深度不够的困惑。“提高志书的可读性与学术品位，可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面下功夫。这是增加第一手资料、增强原创性与鲜活性、著述性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围绕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开展社会调查，选择代表性人物作为口述历史采访对象，所获取的社会调查资料、口述历史资料，可以作为附录入志。”[21]2004年7月杭州市萧山区志办，确定16个与萧山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调查课题，由区政府组织并投入百万奖金，邀请大学师生参与社会调查活动，挖掘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每个课题都获得五六万字的报告，占《萧山市志》内容的37.5%，堪称社会调查实践的典型案例。名村志编纂中，可供社会调查的专题很多，像沿袭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第一个大学生、土房换砖瓦楼房、村民选举、村务公开，甚至是日渐消失的事物、交通事故、留守儿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