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年鉴出版周期刍议

笔者在从事地方年鉴工作中，既编辑过文字，又组织过彩稿，还负责过发行，个中三味尝试不少，这里且说一说缩短出版周期的浅见。

说起这个话题，概因日阅报刊，夜看电视，目不暇接，天天都有新鲜感。而年鉴，所载内容固“过时”，出版时间也“过迟”，自觉心里就不是个滋味，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的事儿。试看年鉴与报刊，都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出版物，然两相比较，报刊不仅广为人知且大受欢迎，听者喜闻，读者乐见，相应的，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收获也大。究其原因，这除了报刊本身的优势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信息快，时效强，不论是文章，还是图片，都立竿见影，直接说就是出版周期短，与读者见面快。这一点，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而作为一年一刊的年鉴，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逊色多了，不仅出版周期长，发行数量也少，相应的，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亦受到局限。正因如此，也就难怪同为广告宣传，人多以为“与其入刊年鉴，不如见诸报端”。尽管年鉴自有独到之处，而且比报刊更具存史功能，但毕竟信息慢些，时效弱些，正可谓“不可同日而语”了。单从这方面讲，年鉴就应缩短出版同期，使之早问世，早见效。

近日目睹2000年第二期《年鉴信息与研究》，内载一则“关于刊载2000年最早出版的年鉴排名的通知”，我心共鸣，信手摘录如下：“年鉴具有传播信息、提供咨询、帮助决策的现实意义。作为信息产品，一旦延误出版时间，信息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因此缩短出版周期，是体现年鉴质量的重要标志。国外年鉴多数在年初或上半年出版。有的如美国的《世界年鉴》则在当年11月出版，其资料载取时限为上年度10月至本年度10月。在年鉴出版周期方面，我国年鉴与国外年鉴有较大差距。”通知中说到开展排名活动有利于促进年鉴出版周期，以往排名居榜首者是《南京年鉴》，连续四年保持5月出版。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连《南京年鉴》较之世界先进水平尚相差近半年，如我辈《宜昌年鉴》就更莫提了。由此可见，缩短年鉴出版周期等闲不得。

那么，如何缩短年鉴出版周期呢？窃以为不外乎从“早”、“快”二个字上下功夫，简略归纳就是早组稿、快编辑，早定稿、快出版。换一句话说，就是出版的每一过程、每一环节，都要抓紧时间快行动，实行高效率的良性循环。

言及早，笔者以为首要的还是早计划。举《宜昌年鉴》为例，创刊十年有一，年年有计划，卷卷有方案，然始终未能突破“三六九”的进度目标。所谓的“三六九”，就是三月份收齐文稿、六月份审定文稿、九月份出版发行。横比竖看，这一年度计划，要说也为时已晚。正因计划如斯，工作的节奏自然就按部就班或安步当车，即便提前，也前不了多少，倘若延后，也无伤大雅。所以这多年来，不论是撰稿人，还是编辑们，似乎都已习惯了“三六九”。假如再计划早些，节奏再加快些，情形就会发生变化，结果亦将有所不同。打个比方说，短路百米，二十秒的时间绰绰有余，十七秒的时间可以慢跑，十四秒的时间一般就要快跑，再前就要大跑特跑了，而最短时自当是世界冠军纪录，姑且为九秒吧。同样是快跑，十四秒至九秒之间，相差仅数秒，却是一秒一道坎，一坎高一坎，一坎难一坎。只有一次次的冲刺，使出浑身的解数，现出“黔驴技穷”的本领，方能知其深浅，晓其究竟。年鉴出版就如百米短跑，一秒就似一月。举国上下，各方年鉴普遍出版在下半年，或七月、或八月、或九月，迟者拖延十月、十一月甚至十二月的，《宜昌年鉴》就曾十二月才见样书。但也不乏上半年就出版者，而且最早的当推五月便问世的《南京年鉴》了。由此观之，大凡下半年出版的年鉴都是可以提至上半年的。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一秒一秒地争，一月一月地赶，假以时日，各地年鉴又未尝不可在五月份出版。而且五月亦非极限，美国的《世界年鉴》不是当年11月就出版了么？这就要有赶超意识，要早计划，早安排。

当然，计划毕竟只是拟定的东西，要想得以实现，尚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付之行动。好比驾驶汽车，若想加速度，赶时间，就要提高档位、加大油门、驶入快车道，凡此相关的条件，只要合乎规范地操作，何患事之不成！编辑年鉴也是这样，若想早出版，就要采取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先说组稿，组稿工作是编辑工作中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组稿工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书稿的质量；组稿工作的快慢，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编辑的进度。所以组稿工作就如百米短跑，一定要把握时机做到又快又好。

我们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的道理，“编辑难为无稿之书”。年鉴是地情资料的一种特殊载体，其资料一般分为文字部分和图片部分，即文稿和彩稿。因而年鉴的组稿又分文稿编辑和图片征集，可以这样说，前者是重点，是年鉴的生命源泉；后者是难点，是创收弥补出版经费之不足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这一点，本办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内部分工，一改编辑部为文稿编辑部和图片征集部，各配人员专司其职，又管齐下，举重并进。这一措施带来的结果是非常有效的，也是挺明显的。就2000年卷《宜昌年鉴》来看，组稿工作元月份即启动，文稿五月份就付梓，彩稿六月稿就完成图片征集任务，均提前月余，而出版时间亦相应地提前至八月底。这无疑是今非昔比的一大进步。然由来已久的习惯，少部分稿件未能及时到位，难于“步调一致”，而图片征集更是“多多益善”，赶车般地一个一个“挤”，以致收尾工作终不免“拖拖拉拉”之嫌。究其实呢？如果各个工序计划早些，实施快些，一到时候，当机立断，完全可以更进一步。

前面提到，没有稿件是无所谓书的。作为地方年鉴，就是要汇集一年度的方方面面的地情资料，主体是文字，至于图片，窃以为可多可少，一切应以文稿为重，文稿成则年鉴成。因而，编辑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早撰稿，尽管年鉴是记载“上一年”的情况，似乎非得待“下年度”方可“文章合为事而作”。事实上，当一年快要结束，也就是12月下旬时，撰稿人就可以提笔行文了。虽说第一手材料多是来自方方面面的业余撰稿人，但毕竟稿件并非长篇大论，一二太仓促，十天半月来不及，一月完稿还是不在话下的。而有些文稿，比如条目、专文、大事记之类，平时就可以注意搜集整理，一到新年伊始，大可脱手敲定。至于图片组稿，可以说没个时间限制，年内的、踌年的，都可以征集，比之文稿编辑灵活得多了，伸缩性非常大，连贯性特别强，完全可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连绵不断。这就靠如何组织与统筹安排了，既需要编辑与作者或组稿人的互相配合，也需要专业者与业余者都养成良好的习惯，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稿件网络。

稿件收来之后，编辑就要快审稿，快加工，快定稿。这些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休戚相关，环环相扣。因此，无论哪一环，都忽视不得，既要讲究工作的质量与深度，又要注意适应下一道工序的要求与进度。在战略上要讲求“快刀斩乱麻”、“兵贵神速”；在战术上则要讲求“慢工出细活”、“磨刀不误砍柴工”。

就《宜昌年鉴》来看，由于创办时间长，有一支较为稳定的撰稿队伍，作者多是驾轻就熟的行家里手，稿件审来，返修率低。倒是因为编辑部的编辑人手为数二三，组稿时间固长，审改工作也欲速难达，毕竟年鉴乃大型年刊，不能一目十行地敷衍了事。再者，稿件还要周转于副主编、主编们一一过目审核，间有送审于保密局、统计局等有关单位或个人，即或一路绿灯，为时也不会短，而一旦修改变更，所需时间就会更长。事实上呢？《宜昌年鉴》的稿件直到三校之时也还有改动的现象。原因是本办似乎养成了喜欢将一校稿当修改稿的习惯，如此一来，自然会延误时间了。这就需要配备适合的人手，合理安排审改时间，选择有效的编辑捷径。

人手方面，当“少”时就少，要少而精，比如审稿工作、编辑加工；当“多”时就多，要多而善，比如组稿工作、校对工作。至于捷径方面，得因地制宜，因事而为。比如稿件，如今的作者，是越来越多地用打印稿代替了手写稿，据此，我们也大可运用现代化的电脑手段，配套地直接启用光盘加以拷贝，以后审稿、加工和校对起来，无疑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可以轻松地送入厂家，文字图片都可以，既省力，又省时。这要求充分利用周边的有利条件，自身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

一般而言，对于稿件的要求，基本上“齐、清、定”。齐就是齐全，清就是清楚，定就是确定。这是编辑对作者的要求，更是出版社对编辑的要求。相形之下，“定”这一关难于“齐”、“清”。概因作者定了，编辑尚须加工；编辑定了，副主编或主编未必不改动。如此层层把关，虽非“千锤百炼”，也是几经“浪里淘沙”，实在“轻举妄定”不得。“定”即定稿，也就是对稿件作出不改变的决定。这是编辑工作中的一项决定性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定稿工作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出版的早晚。所以，定稿工作也要做到又快又好，快是为早日付梓出版争取时间，好是避免或减少“定而后动”。道理无须赘言。

最后说一下校对，简言之，校对就是按原稿核对付印样张，看有无错误。其原则自当是有错就改，无错少动了。这就取决于定稿的力度与深度。勿庸置疑，校对省事，出版就快。在这方面，《宜昌年鉴》就显得有点慢了，一是校对过程中改动频繁；二是校对时间迟缓，厂家千里迢迢，稿件来来往往的，多少也耗费了时光。倘若自行制作光盘付梓，谅来效果好得多。

有道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应该发展，随时代的潮流而发展。

（此文载于《湖北方志》2000年第6期；入选2002年8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思想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