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方志和家谱

国家之史谓之国史，州县之史谓之方志，家族之史谓之家谱。

国史，原指当代人修纂的本朝实录和本朝历史，后泛指一个朝代的历史。如《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王祎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方志，就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主要有州志、县志，如《濮州志》、《青州志》、《铅山县志》、《洪洞县志》等等。另外有全国性的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及以省为单位的总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

家谱，也称家乘，族谱，宗谱，世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宋代以前家谱是官修的，朝廷有专门官员负责贵族世系的梳理和修撰，如汉代史官司马迁《史记》有三十世家，其中有《孔子世家》，宋代孔氏修谱就以《孔子世家谱》为名，一直沿用到现在。唐朝李世民令吏部尚书高士廉重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颁行天下，共收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上、中、下三则，每则又分上、中、下三等，共计九等。官修的作用是政治作用，为政治服务，如朝廷提拔官员、封赏、赐婚等。

宋代以后宗谱是私修，私修的作用主要是道德作用，联系宗亲，维护族权，为宗族服务。自宋以来，私修宗谱之风日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欧阳修创立“五世一提”的谱图法，分阶段图列宗族世系的变迁，强调不同辈分之间的亲疏之别和承传关系。苏洵吸收了欧阳修的编撰方法，一方面强调从纵的方面，注意诸多父子相继关系，主张五世则迁的小宗之法；另一方面，又强调从横的方面，对兄弟分支加以区别，推崇合各支谱为一编的大宗谱，推崇大宗之法。总的是以五世为图，五世之外，亲尽服穷，图表不载，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更进而尊近而旺远，较欧阳氏更为严格。

荣氏肇修宗谱。宋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宋真宗封赠荣旂公厌次侯，荣氏开始修纂《荣氏宗谱》，至荣諲公举进士，任集贤殿修撰秘书监后，《荣氏宗谱》才得以修成，并邀祠部员外郎梅询作序。《荣氏宗谱》确认荣氏出自荣公：荣姓源于周朝时候的荣公，周武王把荣公分封到荣奇涧建立诸侯国，称荣国，后世以国为姓，因而姓荣（荣氏出自荣公，周封公于荣，因以为氏）。确立启期公为荣氏鼻祖，子祺公为第一始祖（荣氏今修家乘则叙自启期老为鼻祖，以嗣出孔子弟子、国朝加封厌次侯、先贤子祺为第一始祖）。

续修宗谱。荣諲公完成我族首部家谱，然而至金元百余年间，中原沦于异族，国破家亡，要寻找一部完整的荣氏家谱是完全不可能的，幸亏六十世祖宏烈公尚存旧谱一部。明成化年间，宏烈公之子闻声公续修宗谱，时逢辛丑进士荣华公“宦游河南，路经汶之东关，叩阅旧谱，输银五百以助其事”，这是荣氏第二次修谱。成化二十年谱成，闻声公请华公为谱写序。这是荣氏世系得以延续下来非常关键的一次续谱，使得我们荣氏2500年的世系得以完整保留。自此后，清代每六十年一续，共有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四次“甲子”续。

合修宗谱。民国二十一年，荣臻、荣鸿胪、荣光兴等三位将军与汶上宗亲提议全国荣氏宗谱合序，“通知鲁、豫、燕、晋、陕、江诸同姓齐集汶上，倡议合谱，莫不一致赞成”。历时四年，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

宋、明及民国三次修谱，在我荣氏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梅询先生、荣华公、德敏公为当次修谱所写的序，都是经典之作。肇修宗谱由当朝进士荣諲公撰修，其学识渊博，又有朝廷的资料可以查阅，加上祠部员外郎梅询先生执笔阐述荣姓渊源，确认荣氏出自周时荣公，确立鼻祖和第一始祖，其严谨自不必说。梅询之序无疑是我们荣氏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我族第二谱，明成化二十年当朝进士荣华公写序，对姓氏的产生，流行修谱的社会背景，宗谱的社会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并为各地支系与汶上主支系对接提供了范例。民国二十四年启动全国合谱，荣德敏公写的改印序，详细叙述荣氏历次修谱，阐述了荣氏宗谱世系何以能够延续至今的因由。

国史和方志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聘人修纂，水平一般比较高。但家谱则良莠不齐，有的年代混乱，与国史、方志不符；有的乱攀前贤，妄托大德；有的与外姓宗谱互相抄袭。但是，不管质量高低，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年代已久的家谱。其宝贵之处在于：

第一，修谱时的当代人物传记，可以弥补国史、方志的不足。现在有的地方编写方志，就从家谱中摘取一些珍贵的资料。

第二，宗亲外迁记录（有的家谱单列“迁徙考”），对于其他宗支寻根是重要的线索。明成化二十年，陕西蓝田荣氏宗亲从汶上的迁徙记录找到了宗支的源头，民国二十四年，山西交城、山东桓台的宗亲也从汶上记录找到了自己的始迁祖。

第三，家谱中尊祖的倾向，是本支溯源的重要依据。比如荣氏有很多历史名人如荣旂、荣毗、荣建绪、荣諲等等，安徽安庆各支旧谱上，荣諲公地位显著，再参考汶上和无锡宗谱，确定了本支世系；四川安岳神主牌上“高士相传三乐，聿名能播二州”，说明他们可能是荣建绪公的后裔。萍北各谱上都以署名荣毗子谌氏的《仿宗法说》作为自己的第一谱，《仿宗法说》是不是荣毗公写的暂且不说，他们自认是荣毗公的后裔是确定无疑的。

家谱与国史不符的，必须以国史为依据进行修正。如光绪二年，萍北支系的湖南醴陵锡勋公指出，“案旧谱，建绪字东房，初为始洪二州刺史，后改息州刺史。配纪氏，生毗，字子谌。官隋尚书令，殿中侍御史。今考隋唐列书传，建绪与毗为兄弟，俱有事迹昭垂史乘。且旧谱所载毗公本传，猬杂支离漫无体例，益不足徵信矣。然旧谱流传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自始迁以下年代事实方可考献徵文确符实。后世明达，必当有以辨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仿宗法说》，《仿宗法说》作者说自己世居金华，一说父建绪，又一说父德达，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北平无终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荣权，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荣建绪？《仿宗法说》是否是“仿宋代苏洵修谱的宗法之说”也未可知，岂会出自隋代荣毗公之手？锡爵公批评旧谱采信了《仿宗法说》是错误的，“岂国史不可徵，而家史反可徵乎？”正确的做法是遵照国史修正，才“不失为信谱”。

另一方面，只要不是与国史抵触，即使家谱的叙述值得怀疑，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也不宜简单否定。如湖北襄阳荣氏，据竟陵荣王氏宗谱，荣宗范事后周，为避世宗柴荣庙讳，改姓王，靖康时其后代随宋由山东南渡湖北襄阳双沟居住，名荣家岭（现荣后村），居住百余年，建有荣家庙，为当地望族。荣宗范是荣氏历史名人，史册有记载，从未见其改姓王的，但也不是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应该尊重竟陵谱的说法。又如仙桃市荣氏，竟陵谱说襄阳荣家岭荣典迁居沔州荣潭垸，即今仙桃市三伏潭，但现沔阳全境荣氏同出一源，其谱曰沔阳荣氏出自明初徐达之后，为避“靖难之变”的灭门之祸，改徐为荣。我们对此也应予以尊重。（本文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