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谱牒研究利用与地方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轮修志中，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也对谱牒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重视。1985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一是深入挖掘开发谱牒资源，为史志编修积累丰富资料。家谱所记载的信息资料与市志各专业志、篇、章密切相关，有很多资料都可以作为市志的第一手资料，有的信息内容可以为当时的社会状态提供佐证和说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家谱就是一个时代某个地域的社会发展缩影，也能最真实地反映社会形态，因此，挖掘整理谱牒资料，为编纂市志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陈平军《浅谈县志编纂如何利用家谱资料》，《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8期）。当前，家谱资源宝库基本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史志工作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较少，再有时间、精力所限，很难系统地对谱牒资料加以开发利用。如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收集到的512种1550册谱牒资料，基本作为工具书，有前来寻根问祖的查阅资料用。如对这些资料投入精力进行研究整理，定能发掘出许多珍贵史料。

二是科学利用谱牒勘误功能，弥补正史之不足。即使是官书、正史，在编修过程中难免会有遗误，谱牒资料记录的大都是一手、真实的资料，很多情况下与正史记录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要综合其他史料，辨别真伪，弥补正史之不足。如即墨市谱牒研究会黄济显会长通过研究整理谱牒资料推断“雄崖守御千户所应该最晚建于洪武三十一年，并且不隶属于鳌山卫。”推翻了《即墨市志》记载的雄崖守御千户所建于明洪武三十五年的记述。黄济显会长在研究中发现，即墨谢氏家族从二世祖谢敬至十世祖谢重九，世袭雄崖守御千户百户职，《谢氏族谱》在“九世祖谢加佑公袭职供状”中记载：“具状人谢加佑，年二十一岁，系山东都司雄崖守御千户所已故百户谢承勋嫡长亲男。状供有一世祖谢成系河南布政司归德州，在城东北隅人┄┄二世祖谢官保，学名谢敬┄┄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到莱州卫，蒙魏国公，拨附雄崖守御千户百户，本年七月初一日到所。”这个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雄崖守御千户所最晚建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是雄崖守御千户所不隶属于鳌山卫，直辖于山东省都指挥使司。而即墨有志书以来的五部志书（万历版《即墨志》，乾隆版、同治版《即墨县志》，1991年版《即墨县志》，2007年版《即墨市志》）均记载雄崖守御千户所建于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

三是辩证利用谱牒资料，去伪存真，取其精华。虽然谱牒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但并不是家谱中的资料都可以直接引用，应该辩证地运用。由于家谱修于封建时代，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带有种种局限，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所以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加以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资料，才能合理利用。家谱都是人写的，主要编纂者有意无意之中会把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物重点介绍，有时就会出现不客观、不全面的现象，如何处理这些素材，主要的办法就是结合同时期的常例或者其他的佐证资料进行比较鉴别，用客观务实的态度去运用，而不是一味地引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家谱资料的历史功能，为续修市志服务（陈平军《浅谈县志编纂如何利用家谱资料》，《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8期）。

四是发挥方志理论优势，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工作。如今，家谱编修正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不少家族开展续修家谱工作，即墨市谱牒研究会先后对即墨杨氏，蓝村黄氏、孙氏，鳌山卫杜氏、何氏、焦氏，城阳王氏，小庄王氏等诸多姓氏进行续修族谱业务指导（其中2014年对韩村宫氏、黄甲山纪氏、灵山姜氏、牛齐埠董氏、楼子疃孙氏、王家庄王氏、张家西城刘氏、索戈庄朱氏、鳌山卫西里村冯韩褚张钟五姓等10多个姓氏进行修谱业务指导），指导编印《周氏族谱》《黄氏族谱》《蓝氏族谱》《孙氏族谱》《江氏族谱》等35姓，现正在编印的有10余姓。笔者认为，新时期谱牒编修应和市志编修互为利用，相互促进。谱牒发挥资料优势促进市志编修，市志发挥其理论优势，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市志是官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记录严谨规范，有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支持，而族谱是民间自发的，不同地区体例各不相同，很多谱书记录形式单一，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要利用方志理论优势，正确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使其体例更加完备，记述更加客观规范，资料更为丰富详实，更好地为家族和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