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熟地方志回望常熟之四：尚湖的前生今世

同样称呼一个物体，文人与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比如尚湖，直到读大学前，虞春只晓得它的俗称“西湖”，并不知道它的官名。当然，或许这是个特例，火红的年代，一切与封资修有关的东西必须回到他们的爪哇国去。八十年代开始，尚湖的名头又出现在寻常百姓的口中，而且越叫越响，随着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尚湖成为常熟的一张新名片。

内心言之，虞春是非常喜欢“西湖”这个俗称的，它不但给湖确定了方位，自觉不自觉地让东湖（昆承湖）浮出水面，而且与杭州的西子湖名字雷同，平添出许多联想。按照《（至正）志》的记载，宋代常熟有十二座城堡，排名第二的为“石城”，“《吴越春秋》：‘夫差兴乐石城’。《越絶书》曰：‘石城，阖庐所置美人离城也。’《吴地志》云：‘越王献西施于此。’今县北五里有石城里。”《（至正）志》如是说。读到这段，虞春的第一感觉是阖庐、夫差父子不愧为哥俩好，同心协力把二奶包在一个屋檐下。第二感觉是吴地人怕老婆或者说爱老婆真是历史悠久，当年吴国的都城在太湖边上，两父子不远百里将二奶安置在长江边上的常熟地区，相会一次鞍马劳顿不说，还要耽误政务，如果不是怕大老婆闹事又会是什么意思呢？只是春秋时代诸侯三妻四妾不是问题，如此处理似乎有点过分，令虞春百思不得其解。常熟地区远离吴越交战第一线，万一战争失利可以迅速过江逃避，两父子爱小妾无疑已经入了骨头里，这是虞春必有的结论。石城里与尚湖隔虞山相望，西子常去尚湖边上照镜自怜该是应有的故事，那么“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便不能让杭州独占了。可是，《吴越春秋》明明白白地说是阖闾而不是夫差“兴乐石城”【1】。按范成大的《吴郡志》，阖闾养美女、夫差接西施的石城在灵岩山上【2】，灵岩山“在吴县西三十里。”显然《（至正）志》上的石城与《吴郡志》上的石城不是一个概念，《（至正）志》的作者将两者戴了相同的冠。西施再美，也跟常熟无关，常熟的美，尚湖的美，另有源泉。

《（至正）志》还告诉我们，尚湖“旧经曰上湖”。古文中尚可以假借为“上”，《广雅》说：“尚，上也”，《书·孔安国序》则有“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历史上事物名称因为缺乏文化气息而改名的不在少数，比如当年苏州上海常熟都有石灰桥，因为觉得名字不够雅（洋气），后来纷纷改成日晖桥（常熟的日晖桥原位于西南河，今已不存），音同字不同，意义却上了台阶。由此尚湖本名“上湖”应该是没有异义的。有上必有下，《（至正）志》没有下湖的线索，弘治桑《志》中则露出了痕迹，虞春以为它就是虞湖。桑《志》有“虞湖，按《郡志》所载，《十道四番志》【3】云：‘周五十里。每遇天高气清良辰美景，则有波涛起，高二丈许，鼓荡山峰。’今皆淤涨无考。”嘉靖邓《志》则说“虞湖，每晴景辄涛浪腾起，疑为海神与虞山之神所为者。”按桑《志》和邓《志》，能“鼓荡山峰”也就是山体能倒影在湖水中飘荡的，必与尚湖一样在虞山边上。以往书籍上都记尚湖和昆承湖成哑铃状，虞春则更愿意相信原来是尚湖和虞湖成哑铃状，只是后来虞湖湮废，于是人们将尚湖和昆承湖说事，有了东西湖的概念。《（至正）志》并没有虞湖的痕迹，说明虞湖湮废于南宋或更早以前，它也没让尚湖与姜尚有什么关联，如果有，相信志上是不会不说的。

但从明代的邓《志》开始，尚湖与姜尚产生了有机联系。邓《志》说：“尚湖，景最佳胜，又名西湖，以拟余杭之西湖，或曰太公尚尝钓于此，故曰尚湖。”崇祯龚《志》“尚湖，旧经称上湖。以太公尚尝钓于此，故传今名。”康熙钱《志》承前志：“尚湖，又名西湖，盖以昆承湖相对言也。或曰太公尚尝钓于此，故名。”

为何是明代志书常常把尚湖得名与姜尚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与明代兴起的修家谱和修地方志热有关。志书的目的无非想颂扬主旋律使乱臣贼子惧，保留下一定的历史资料，但是明代志书也有其弊端，攀援附会是一大特点，尽管历代修志都有这个问题，但以明代为最盛，不但家谱如此，地方志亦如此。为了表示自己出身高贵，都拉古代显赫知名者为先祖。明人尹襄【4】说“今士大夫作谱者，皆以欧苏为法，其叙述先代，往往牵连假借，远或千余年，多常数十辈，居然如在指掌，是其所见岂有出于古人者？”于是只要古籍中有一点靠得上的，修志者便堂而皇之采用之，根本不考虑其真实性。这种大环境下，明代常熟虞山、尚湖分别与仲雍和姜尚建立起关系，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在清代后期到民国间，学人对尚湖得名于姜尚也是有反思且诟病的，志书中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趋势。如光绪庞《志》：“尚湖，亦曰西湖。卢镇《琴川志》‘旧经曰上湖’。昔人以虞山横列于北亦称照山湖。而相沿多称尚湖。据《中吴记闻》【5】以为太公尚尝钓于此，故名尚父湖。然于古无征，疑系附会矣。”民国丁《志》：“旧《经》曰上湖（卢《志》）。《吴郡志》引《宣和诏书》作常湖，又名西湖，以昆承湖相对而言（桑《志》）。或曰太公尚尝钓于此，故名（邓《志》）。虞山横列如障，西湖水环汇于前，故又名照山湖（桑、钱二《志》）。《府志》云：考《水经注》，大公隐处在棘津，无言在吴地者。惟《中吴纪闻》云：‘常熟海虞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辟纣居之，《孟子》谓“居东海之滨”者，此也。’尚湖因太公得名，盖本于此。”其实《孟子》中还有“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虞春一直感叹本邑读书人思想还不够解放，为何不把这段故事理解成周武王、周公也到过常熟？证据是这段话中有“海隅”二字，而海隅则是常熟的古代称呼。记得文革中批林批孔时，有个两小儿向孔子问日的故事，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常熟，孔子因为羞愧自己不如小儿聪明以至于绕常熟城而走。这个故事一直占据了我的脑海，赶都赶不走（虞春当年曾是学校故事组的一员，背过这则故事）。当时，虞春确实为自己是常熟的孩子而骄傲。可是气球总有吹破的一天，长大后读了《论语》《史记》，虞春知道来吴地的是老夫子的学生子贡、澹台灭明和子游（言偃本是吴人），孔夫子脚趾头从没涉及吴地一步。

可惜，这股实事求是的风气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走了样。善良的人们总是用现在的目光透视过去，而从不用过去的眼光发现将来。如今有了高铁和动车，二千多公里也就是五六个小时的行程，可在三千多年前，单程需要六个来月。继承捍卫发展了姜尚来尚湖垂钓说的人们或许认为既然齐女葬在常熟虞山上，她的祖宗也必须到常熟来隐居过，这样才能凸显常熟是块风水宝地。可惜，这样的文化人只能是文人，而不是学者，他们忘记了理性的历史是不能随便腾挪的。或许他们只想跟阿Q一样表白:“我祖上也是阔过的。”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看到他们爱家乡的一腔热血？

据甄文建华《尚湖美景》一文记载，1968年，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拓浚张家港工程的同时，把尚湖水抽干造田，开始垦荒种粮。虞春至今依然记得是年65岁的外婆被居委会组织着自带干粮去填湖，晚上带着一身泥回来的情景。虞湖的湮灭似乎没有给常熟造成巨大生态灾害，但是尚湖的消失，不光破坏了自然风光，生态平衡也遭到严重破坏，从此常熟城常有水患。直到1984年，重新放水还湖，给客水以活路，于是常熟经济逐年上台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常常熟。

注释：

【1】《吴越春秋》有“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斯止阖闾之霸时。”

【2】《吴郡志·卷十五·山》：灵岩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砚石山。莆监《吴地记》：“案《郡国志》曰:‘吴王离宫在石鼓山，越王献西施于此山。山有石马，望之如人骑。南有石鼓，呜则兵起。亦名砚石山。又有琴桌在其上。’《越絶书》云：‘吴人于砚石山作馆娃宫。’刘逵注《吴都赋》引杨雄《方言》云：‘吴有馆娃宫，吴人呼美女为娃。’故《三都赋》云：‘幸于馆娃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今吴县有馆娃乡。’又云：‘砚石山有石城，去姑苏山十里，阖闾养越美人于此。上有两湖，湖中有莼充贡。’按：此即今灵岩山。”以上皆董览所记。

【3】《十道四番志》：唐时著作，已散轶。

【4】尹襄：1485－1537年，字舜弼，号巽峰，永新人，正德六年辛未杨慎榜二甲11名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襄文持论颇纯正，著有巽峰集十二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5】《中吴纪闻》：南宋龚明之著。南宋地方风土掌故笔记，六卷。龚明之，公元1090—1182或1186年，江苏昆山人。自幼以素行节谊著于乡里，绍兴二十年（1150年）乡贡，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授高州文学，时已八十二岁。官至宣教郎。“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谓平日受用，唯一“诚”字”。淳熙五年（1178年）致仕，晚年在太仓南郊黄姑村筑“黄姑别墅”，啜饮歌吟于其间。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