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社会动乱，兵祸连连，西南地区大量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战争和发展生产之间，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卫所制度应运而生，并对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六盘水之地生产了重要影响，意义深远。

故宫建于1416年，至今已600多年，共发生过80多次火灾，其中重大火灾20余次。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共24名皇帝在故宫中居住过，可从火灾数量看，明代明显多于清代。明代嘉靖、万历两朝火灾数量尤其多，嘉靖当政45年，发生火灾14起，平均每3.2年便有一起，而清代康熙朝时，61年只发生了一起。

三国两晋南朝政区研究中文献资料的缺失、矛盾与散乱，不妨先以内容最为丰富、总体评价也相对最高的《宋书·州郡志》为例。其实围绕它的类似正面评价，是有前提的，是以又差一等甚至几等的《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为比较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轮修志中，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也对谱牒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重视。1985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山阳地固殷繁，人尤杰出。汉有淮阴侯韩信、枚氏父子。唐有诗人倚楼赵嘏。宋有右史张文潜，与苏东坡、秦少游齐名。女英雄梁红玉桴鼓亲操，抵抗侵略。元有老画家龚开，并撰写文天祥、陆秀夫传状。明有文学家吴承恩。清有民族英雄关天培。推翻专制的有清末烈士周实、阮式，而近代更有中外人士所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淮安古属扬州。《禹贡》，“扬、徐二州，俱以淮为界。”淮安地在淮南，故为扬州辖境。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属楚。汉为射阳县，属于淮阴。《汉书·地理志》：“射阳县属临淮郡”注“应劭曰：‘在射水之阳’。”后汉时又属广陵。《后汉书·地理志》：“广陵郡射阳县故属临淮。”三国时废，地属于魏。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复立。晋安帝义熙七年（411）置山阳郡治山阳县于射阳境内，其时射阳县犹在。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样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宋代以后，地方志体例结构、收录范围、记述方法乃至志书纂修机制，都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志书的编修通常由官府主持，主编则往往由地方官礼聘本地德高望重而又学识渊博的退休官吏、文化名人或客籍学者担任。

扬州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米，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

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也随之变化。无论是修志的观念和志书内容、门类，还是编纂方式等，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进和创新，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和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我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