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从四川和重庆两地的工作实践出发，系统总结川渝地方志工作的成功经验，从修志业务这一微观层面和地方志工作的宏观层对地方志工作进行另一个视角的思考。提出地方志工作者要从历史长河中的旁观者、记录者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参与者、助力者。本文力求对于全国方志界开阔工作视野、转变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有效提升地方志的影响力有所裨益。

一部志书，洋洋洒洒几十万、上百万言，其观点主旨、结构布局、材料取舍和文字敲定等无一不受着“凡例”的制约。志书在形式上分门别类，乍看头绪纷繁，实则章法严谨，有规可循。笔者看过几部已出版的志书，对其中的“凡例”尤为瞩意， 看后觉得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就凡例对志书的统摄和制约作用谈点个人浅见，管窥氢测，识者教正。

新修《宿迁市宿豫志》历时八年，终于出版。面对这样一部皇皇巨册，令人不由惊叹编纂者的辛苦不同寻常，内心不禁生起一股由衷敬佩之情。出于对文献的敬畏，笔者不敢奢谈志书评论，仅以阅读这部志书的一些粗浅感受和不成熟想法见呈，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有益启示。

志书如何实现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特定的体裁形式、一定的篇幅承载规定的内容，为教化提供生动具体的好教材，提供可效仿的范例。笔者就此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流派是一种普遍现象，流派纷呈通常是某个学科或艺术门类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具体到古代志书编纂领域，也曾出现过不同的流派，这已被方志工作者关注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同时，古代志书编纂流派也提示我们，应该着手探讨新志编纂流派的相关问题，而这在近些年的方志理论研究中，是鲜有论及的。

通过研究修志、用志领域中的管理活动总结得出并用于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包括对决策、计划、组织实施、协调、监督、成果及效果评估等管理活动的各个层面进行的研究。古代及民国时期均有关于方志管理理论的论述，主要涉及修志活动的组织实施、方志机构的设置及职能、修志人员的选任及职责分工等方面。

“地方志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有系统、权威的地情资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是要考虑怎么发挥优势，做好地方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地情资料是严谨的，但是开发利用的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因此，引导全社会读鉴、懂鉴、用鉴、传鉴，让年鉴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年鉴工作在新时代的一个新命题。

方志馆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基于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共同关注，图书馆学与方志学具有密切的学术渊源。研究方志馆是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适度拓展，是提升图书馆学社会认知与学科价值、推动图书馆界与方志馆交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需要。

方志贵为“一方之全史”, 于一方之古今人、事、物无所不及, 素以“百科”“博物”“富矿”等称号而著, 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和资料性。然而, 方志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在我国古代, 方志因被认为具有地理方面的特殊性, 关乎一方之安危, 加之各种其他复杂原因, 承担一方守土之责的当政者不会让方志轻易外流, 故方志发行和推广的对象范围有限。

宋朝以后把方志提到“一方全史”的高度，极力追求方志内容的系统化、完备化。直到民国时期，方志工作者才不断用现代学科观念来审视、判定和改造方志，但是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当今，知识文化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必然，方志与各学科密切联系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多学科综合，全面记述风土人情的自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