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编纂流派论
所谓流派，通常指学术、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独特风格的派别，如广为人知的京剧旦角四流派梅派、程派、荀派和尚派，又如中国近代史学中有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等等。流派是一种普遍现象，流派纷呈通常是某个学科或艺术门类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具体到古代志书编纂领域，也曾出现过不同的流派，这已被方志工作者关注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同时，古代志书编纂流派也提示我们，应该着手探讨新志编纂流派的相关问题，而这在近些年的方志理论研究中，是鲜有论及的。
古代志书编纂流派概说
所谓志书编纂流派，可以理解为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一些志书理念、修志风格相近或相似的修志主体，自觉或不自觉、正式或非正式地结合在一起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修志派别。一个志书编纂流派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代表人物，二是有比较系统的修志主张和理论，三是有贯彻其主张和理论的代表作。下面，试以此为标准对古代志书编纂流派情况作一个梳理。
（一）志书编纂流派形成于清代
按照流派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志书编纂流派同样是志书编纂高度成熟以后才能形成。清代以前，或因其内容相对单一（如地记），或因其基本为贯彻朝廷颁布规例而使内容相对程式化（如图经），强调统一性，均无法为流派的形成提供足够空间。此外，宋元之前志书及其编纂理论的资料，能流传至今者稀少，客观上也导致对其流派的研究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明朝修志次数及成果远超以前，然而，有明一代，大多数志书是地方官吏为敷衍上级政令而例行公事形成的，佳作寥寥，因此历来对明代修志成就总体评价不高。尽管在明代也有学者对志书性质、体裁等进行争辩，但较为零散，严格而论尚未形成明晰的派别。因此，时至明朝，仍未能形成志书编纂流派，但其修志实践和主张为以后流派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清代是古代志书编纂大繁荣时期，流派能在此时产生，可谓水到渠成：一是清代修志范围广、规模大，志书数量空前，为流派形成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二是吸引了众多一流学 者参与修志，并修成一批名志，为形成流派提供足够的优秀作品载体；三是学术名家们不但参与修志，也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开展争鸣和辩论，如著名的章学诚与戴震之争，对两大修志流派——历史派和地理派——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清代志书编纂流派
如前文所述，志书编纂流派产生于清代，那么，究竟形成了哪些流派呢？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若严格按照流派构成的标准来衡量，截至清朝末年，能称得上流派的，仅有历史派和地理派两派。历史派的代表人物有章学诚、阮元、缪荃孙等，代表作有《乾隆湖北通志稿》《嘉庆广西通志》等，其基本主张是志书为一方之史，编纂应遵循史法，其任务在于保存大量古今文献，还主张修志重在创新，反对一味因袭。地理派的代表人有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代表作有《乾隆汾州府志》《嘉庆宁国府志》等，其基本主张认为志书为地理书，应重点记载建制沿革、山川、疆域等内容，还主张修志要以因袭为主，不重视创新。此外，有不少论者还总结出了历史派和地理派之外的另一个流派，有人称之为士绅派，有人称之为实用派。然而，揆诸实际，这个所谓流派并无多少关于志书性质、体例及编纂方法等方面的论述，很难说有其代表人物和一以贯之的修志观点，所修成的志书也大多为例行公事之作，质量总体上较低。因此，笔者认为难以自成一派。诚如仓修良先生所指出：“其实他们既无共同的学术宗旨，又无共同的修志主张，派从何来？ ”[1] 也有论者从方志史角度出发，总结出地记派、图经派和方志派等流派，这是把不同发展阶段当成了不同流派，也是不可取的。
（三）形成志书编纂流派的意义
古代修志历史派和地理派的形成，是志书编纂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两派的修志理念及互相探讨和争鸣，对于激发修志者突破成例，探索、创新修志观点和方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其一，从志书编纂实践看，在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地理派占据重要地位，是当时修志的主流学派。在这派观点影响下，修成了多部名志。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派渐渐获得多数人认可。至民国时，章学诚及其他历史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被许多修志者所接受，当时编纂的一批上乘之作，多数受到此派观点影响。例如，民国《龙游县志》，为典型的继承章学诚方志思想同时又有较大发展的佳志。故梁启超评价说：“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有实斋，不可无越园。”［2］ 其二，从方志理论研究看，两派代表人物的直接辩论，对于章学诚创立方志学有直接推动作用。通过辩论，章学诚指出了戴震方志思想中的不足，并阐明自己的观点，使之系统化。正如有人指出：“正是这场争论促使章学诚……创立了与戴氏迥然有别的学术体系——‘以史载道’的史学和方志学，章氏也因此成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如果没有这场争论激发的深入思考，章氏的方志学理论能否达到如此深入而系统的程度，恐怕还得另当别论。”［3］ 随着历史的发展，章学诚及历史派理论的正确性得到证明。至民国时，仅有少数学者赞同戴震及地理派观点，而章学诚及历史派理论被多数学者借鉴和吸收。章学诚更是被称为“方志之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四）科学认识古代志书编纂流派
第一，纵观方志史，隋唐以后，官修志书一直是主流。古代官方主持修志，其有利一面是能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修志；其不利一面是强调政令统一，易将工作行政化，导致各地修志多半为模仿、因袭之作，客观上扼杀了学术争鸣。因此，虽然清朝有一定规模的修志争论并形成流派，修成一批上乘之志，但也编修了大量低劣之作。其情形如傅振伦先生曾痛陈的旧志之弊：“取材无 当，旨趣乖癖……有意存推崇皇王者。”“志馆之设，地方官吏，每奉行故事，搪塞宪令。开局众修，滥置多员。乃著手编辑，则抄集陈案……计日成书……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如胥吏，文吏若尺牍。”［4］ 因此，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志书编纂流派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同时，当今修志也当引以为戒。第二，不同流派之间固然必须体现差异，开展争鸣，才能推进事业向前发展，但同时也不应机械对待不同流派的差异。不同流派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可以互相借鉴，在不少领域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流派的区别是相对而言的。具体而论，无论是地理派志书，还是历史派志书，均可能有较多内容相同或相似。如有学者指出：“宋以后方志内容已无所不载”，不同流派志书“在内容涉及面上差异甚微，仅是侧重点及其影响力不同而已。”［5］ 这也提醒当下地方志工作者，在形成和倡导一种修志理念乃至流派时，切不可将其绝对化。
参考文献：
［1］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397．
［2］ 梁启超．《龙游县志叙例》［Z］．
［3］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J］．中国地方志．2008，（2）：8
［4］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8：44-53．
［5］ 黄苇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