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视野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趋向

二、公众参与：地方志资料搜集的多元与开放

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积累资料，强调突出个人记忆和生平讲述。适应新方志综合记述各地发展变化的需要，将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应用到方志编纂中，对拓宽资料来源、提升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首轮修志的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委会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和专家参与，通过编委会和政府发布资料征集的文件，并对资料种类、资料征集范围、征集方法进行详细说明。资料大多由各部门提供，由此保证了所征集资料的权威性。各地在修志过程中，会搜集许多散存于社会、民间的资料，以及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所藏资料，也有不同数量的口述资料、回忆录等。如1990年出版的江西省《石城县志》中“红军转战石城”“石城阻击战”“苏区地方武装斗争”“解放石城”等章节，均不同程度地用到了《石城人民革命史》中的口述资料。[12]但是各部门所提供的资料仍是修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首轮志书实地调查、口述史的资料有所缺失。如“首轮志书中的土地改革、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多利用文献档案资料编成，记载过于简略；若能采集利用口述史资料，增加老百姓视角的成分，会使内容丰满起来。许多县市中的风俗分志，记载大而化之，且多是旧时情况，如能充分利用口述史记载当地当代各项风俗的具体情况，会使内容丰富鲜活”[13]。首轮修志存在的入志资料缺失问题当然不止这些，由此说明当时由于理论方法以及认识的局限，致使首轮志书在全面系统反映社会变化方面存在某些缺憾。

第二轮修志基本承袭了首轮修志体制，资料征集仍大多依靠政府发文，由各部门提供。但二轮修志绝大部分是续修志书，内容的上下限大致为20世纪80年中期至21世纪初，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从开始到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职能的转变，一些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机构改制，民营经济崛起，首轮修志完全依赖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体制出现了“短板”，政府发文征集修志资料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行业经济、市场小商品经济等资料更易缺失。因此，“依靠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模式已不能满足二轮方志对资料的需求”，而且“部门资料带有明显的管理工作痕迹，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进程”[14]。

为解决资料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07年11月28日印发《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资料收集的力度，积极拓展资料收集的范围。应重视社会调查，注意搜集口述、音像等资料”[15]。在这一意见指导下，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开始普遍重视社会调查的使用，对一些难以由部门或单位提供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采取社会调查的形式，并附社会调查报告，或以整理相关资料撰写的专文入志，并着重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调查不是依靠图书、档案等死资料，而是以反映时代进程的历史动感以及地情全貌特点的社会化鲜活的典型资料，关注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搜集的资料具有一定深度和典型意义，从而提升了志书的存史和使用价值，出版了一批如河北《井陉县志（1985—2000）》、上海《奉贤县续志》、浙江《萧山市志》等在社会调查方面运用比较好的志书。

地方志书编纂运用社会学社会调查的方法，弥补了资料搜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但是社会调查的范围仍有所局限，有的志书存在调查采样或资料过于典型难以全面反映等问题，资料搜集仍面临巨大的挑战。近年出版的二轮志书开始逐渐关注并借鉴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通过采访亲历、亲见、亲闻者留下更真实、更生动的资料，从而弥补了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如《海盐县志（1986—2005）》设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编，对改革开放初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改革创新的记述；《广州市志·政府决策志》关于2003年“非典”期间越级发布疫情的记述、广州博彩赛马被叫停的内幕等；《义乌市志·市场》卷利用敲糖帮的口述史资料，记述了敲糖帮的渊源发展、敲糖帮向小商品市场转化的过程，以及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发展。由于采用了口述史资料，大大丰富了地方志内容的记述。[16]

地方志资料搜集运用口述史资料目前仍属凤毛麟角，很不普遍，但与传统修志资料征集方法相比，已经有所突破，公众的参与促进了方志资料搜集的多元与开放，增强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口述史的运用为传统方志编纂带来了新的气象。

三、混合叙事：地方志编纂的记忆综合

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历史编撰的方式，呈现出开放和兼容的特性，使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上层精英人物和英雄人物的记述，还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普通人的行为。口述史强调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对于同样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17]。那些来自领袖人物、精英人物以及平民百姓的人生故事，都可以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视的侧面，补充传统文字史料所遗忘之处。口述史的运用，往往在官方文献之外寻找普通大众个人、家族的资料，尽可能全面多视角呈现历史的真实。

中国口述历史台湾开展得最早，1955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推动，访问清末和民国历史直接相关的人物，记录其经历作为史料保存，以备未来研究参考。然而早在1949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献堂就曾邀郭廷以到台湾通志馆编《台湾通志》，郭廷以工作一个月后因为语言不通而离职，而在当时林献堂于文献委员会出版的《文献》杂志的前言中，即将口述历史的访问记录列为省文献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这种用口述记录的方式收集台湾史料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今日，[18]这说明台湾最早有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的计划开始于台湾修志部门。台湾自清代以来已形成良好的修志传统，战后因致力于经济发展优先，对修志工作并未全力执行，而各县市文献委员会也旋设旋撤。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尽力发展文化建设，修志成为风气，尤其是1997年基于提升台湾文化，扩大办理奖助乡镇志的纂修，甚至有意在各乡镇间推行“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将方志编写的单位缩小为“村”。同时，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社区营造计划，协助社群认同发展，于是口述历史就成为重建台湾社区史的重要方法。修方志或营造社区必须有采访，如方志以采访册作为雏形，然后依据多人的报道形成修志最好的素材。[19]台湾之所以将口述史作为修志取得资料的途径，就在于口述史可以弥补官方史料和证据资料的缺乏，除了体现官方意志的政治、经济史，而大众参与的文化史、社会史在传统资料上较难取得。因此，口述史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记载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历史。

地方志编修就是将官方档案文献记载与民间大众记忆进行整合，在同一部志书中，既有来自官方的记录，也有关于民间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等方面的记载，既有宏观叙述也有微观描述，通过这种混合的叙述方式，将不同的记忆予以综合。考量首轮新方志编修，虽然与传统修志相比，指导思想对英雄史观的局限有所突破，但在志书记述中仍然存在重精英轻大众的倾向，记述领导干部的活动过多，记述普通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鲜见。[20]第二轮修志着重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更应该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兼顾来自官方以及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声音和诉求，把亲历者及普通大众的认知与官方记录进行比较，使方志纂修者不仅可以根据档案文献记载，或者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看到官方的态度和意见，也可以通过口述史的渠道了解普通大众的意见和不同声音，从而使方志的记述更为全面客观、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