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国《无锡年鉴·第一回》卷首题词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无锡年鉴》共有题词31款，《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录其16款。这些题词，除无锡籍立法委员缪斌题“无锡年鉴”四字书名外，其他题词多有立场、观点。题词内容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年鉴之“年”

无锡本籍实业家荣宗锦（宗敬）题“与年俱进”，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题“岁计有余”，教育家裘可桴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

由于《无锡年鉴》是无锡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所以记事时限并未完全局限于“年”，所有篇章的记事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追溯。如，《党务》中对党部组织从无到有的追述，《政治》中对县行政组织发展变化的追述，《商业》中对商会的创立及其发展过程的追述。这样一个特点，恰恰给后来者一个启示：“年”虽是年鉴的时间刻度，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雷池。为了更好记述事物，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突破年度不仅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年鉴编纂者如果在记述当年的同时，能够兼顾考虑这一年度在整个时间坐标中的地位，从而贯通年与年之间的关系，那无疑是“与年俱进”的更高境界。

蔡元培所题“岁计有余”正好和“与年俱进”相呼应。此语出自《淮南子》，指日积月累可化不足为有余。在此借以譬喻年鉴通过连年编纂可成积累之功。年鉴的价值体现于个体，但贵在一以贯之地连续编纂。裘可桴所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反映的也是年鉴连续编纂的价值。一年一年下来，轨迹可寻，兴衰可考，数据可稽，称“为用至宏”，并不为过。

可惜的是，由于时局和人力、物力等原因，“《无锡年鉴》第一回发刊以来，荏苒五年，遽成绝响”。1935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当局“以事隔五年之第一回《年鉴》相应”，组织编写了《无锡概览》，“尝试与第一回《年鉴》互为披阅”。编者考虑到“未必能年辑一书”，于是不称年鉴，而曰“概览”。1991年起，无锡市重新开始编纂《无锡年鉴》，第一部为1986至1991年的年鉴，此后从未间断，诚可谓“岁计有余”了。

二、年鉴之“鉴”

题词中直接提到“鉴”的有四处，“借镜”一处。分别为文字学家胡朴安题“鉴往知来”，司法院院长王宠惠题“鉴往知来，灿然在目”，监察院院长赵戴文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日方长，永鉴在兹”，无锡县商会主席钱基厚（孙卿）题“与鉴于水，宁鉴于人”，唐奇题“各县政治所资为借镜”。

国人将年度之书命名为“鉴”，实际就把中国年鉴的西方“年鉴”区分开了——至少地方综合年鉴是这样。起源于历书的西方年鉴，更多立足于服务生活、服务当前，很少被寄予镜鉴之道，而我国的年鉴（地方综合年鉴）却多有书写历史、标树镜鉴的意味。如《无锡年鉴》中《财政》记述“无锡县财务局册书联合办公处成立”时，先宏论其必要性：“处党治之下，无论何种事务，当然要有组织、有系统，然后事务乃能有条不紊，可以收指臂相使之效。否则，如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不相闻问，事虽成立，而流弊已不可掩抑”。接着对“从前各县办理田赋，对于民间请求办粮过户、官应编造粮册等事”的弊端进行了记述，再记述相关组织的成立，并称“组织一团体”“不特可以解除民众痛苦，即于册书方面，亦可以得到相当保障也”。这样的一种行文特点，带有明显“属辞比事”和“通古今之变”的史裁传统风格。数位题词人不约而同以“鉴”立言，正是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镜鉴思维的一个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