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国《无锡年鉴·第一回》卷首题词

三、年鉴的史裁性

与“鉴”互为呼应的，是对地方综合年鉴史裁性的认识。立法委员何玉书题“梁溪史乘”（“梁溪”为无锡一河流名，向为无锡之别称），中华职业教育社顾树森题“功同史乘”，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蔡培题“溯往知来”，裘可桴题“修史之资料”。

承接上文关于“鉴”的评论，这部年鉴至少从两个方面体现着史裁特征。一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如《党务》设“商民协会纪要”“农民协会纪要”“妇女协会纪要”“青年团整理委员会纪要”等目，均述相关组织之始终。除了此类记述，不少篇章下还设有专记，记述某一具体事件过程。如《警卫》内“无锡县公安局甄别官警考试纪实”，《教育》内“无锡县民众运动会纪略”，《公益》内“无锡平民习艺所创办之动机及经过”，《财政》内“无锡县经忏特捐办理经过情形”。二是对事物因果的探寻。如《卫生》记“无锡临时时疫医院办理之经过”时，追述了1820年霍乱进入我国、民国八年及十五年地方人士发起设立时疫医院的情况，再记述“本年孙县长有鉴于此，设立时疫医院于疫病未发现之前”，“而时疫亦适于是时发现”。接着评论“倘筹备稍晚，是为患之烈，有不忍言者矣”，并将“治疗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事件完整，有因有果，堪称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或许是因为过于重视年鉴的工具性，抑或过于强调述而不论，在今天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当中，像《无锡年鉴》这样呈现完整过程、讲究因果的“组织体”叙事，似乎反而不多见了。这一变化的是非得失值得反思。今日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较之二十世纪30年代都有宵壤之别，但史裁方向是不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应然方向，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地方综合年鉴未必值得完全当成历史书去编写，但史裁的风骨无疑值得倡导和追求，历史书写的经验无疑值得总结与借鉴——这也算为“以史为鉴”得一新解。

四、年鉴的政书定位和资政价值

《无锡年鉴》由无锡县县长孙祖基主持编写。对于编纂这部年鉴的意图，他在《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余尚考东西各国政书，体例谨严，纲目简张，图表详密，资料丰富。试一披览，了如指掌。集三百六十日之政绩，编为纪年之书，搜万百千种之实录，纳诸蓝皮之册，执简而驭繁。”“因法欧美制度，于县市月刊之外，并约各机关团体，共辑《年鉴》一书。”显然，孙是将年鉴当成政书来编写的，并且认为“列强之所以政治修明，化臻上理者，有由来矣”，把政书的作用放在极高的位置。这样的作用，就是后来被奉为地方志三大功能之一的“资政”。

既为政书，资政就是顺理成章。书中多款题词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政书特征和资政功能的认识。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题“敷政优优”，交通部长王伯群题“政治纲要，胥原于是。虽一县之小，得之则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题“观摩政俗、辅助社会之需要”，裘可桴题“重要机关得此可以定施政之方针”。

时下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确实存在突出官员的倾向，如卷首彩页多晒官之形象，大事记多记官之行踪，特载中多录官之讲话，人物中多设官之介绍，篇章中多设官之名录。这些“官气”表现，其实和官书、政书的定位并无必然联系。官书也一样可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广接地气，犹如官员自身。在现行地方志编纂体制下，地方综合年鉴的官书、政书定位必须得到坚持。否则，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年度集大成之作，其编纂的蓝图无法得到实施，编纂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即使地方综合年鉴记述视野确实囿于党政，如果真正能把一个地方的政事、政情、政俗、政弊都记述到位和反映清楚，其价值一样不可小视。

五、年鉴的教化价值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题“纳民正轨”，教育家高阳题“促进文化”，唐文治题“引餟工商观摩、政俗辅助、社会之需要，掞扬民族之精神”，裘可桴题“公私社会得此可以作改良之规划”，苏州市市长陆权称“欲观锡市物质之进化者，任是书足矣。欲知其进化之源泉，区区一孔之见，亦庶几或有当乎！”实业家荣宗铨题“积极要急进，消极要退化，衣食须自谋。”

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国人素奉著述为大业，著述者在文字间寄寓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旨。因此，教化“生民”成为经史之作的必然之道，作为地方史乘的地方综合年鉴自然无可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