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遗韵
方志是介绍地方情况的志书。编修方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编修方志，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有史，即二十四史，为我国的国史，它是中国历代史官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家有谱，即家谱，又称谱牒，为家族宗祖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所以我国民间一直延续着修家谱的传统。日本学者田仲一撰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戏曲》,其中大部分资料取自于中国谱牒。
郡有志，即地方有志书。地方相对于京都而言。中国古时的地方有州郡府县，这里的“郡”代指各级地方。过去官员到地方履职，主要做三件事：纳税、判案、修志。为官一任，必修方志，假如停修缺编，则是官员失职，所以“天下郡县莫不有志。”一代鸿儒梁启超对地方志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有常识的官员，到任一地首先会查阅方志，了解当地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方域位置、物产贡赋、风俗教化、名人轶事及故事传说等，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伟人毛泽东可谓是重视方志、善于利用方志的典范。他每到一地都要查阅方志。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率军攻打江西吉安时，驻扎毗邻兴国县，就在县图书馆，挑灯夜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毛泽东读《瑞金县志》。他通过方志，了解各地山川气候，地理态势，打游击，钻山区，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窃想，蒋介石是不是不爱读方志，因此吃了败仗。此为笑谈）。和平年代，毛泽东离京巡察，每到一地，总少不了读方志，他读《汕头县志》、《潮洲府志》、《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灌县志》、《武侯祠志》、《都江堰水利述要》……毛泽东大规模兴修水利，新中国建立之初以防洪为主。自1953年开始，逐步实行“旱、洪、涝兼治，蓄、引、提结合”的治理措施，从单一治理发展到综合开发利用，建设了多种多样的农田水利设施。保证了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安全，国人至今为之受益。余以为，与他阅读方志、了解史实、关注民生不无关系。
中国修志历史悠久，早在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写了《越绝记》一书，记录吴越两国历史地理，首开方志先河，被誉为中国方志之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
中国方志种类繁多，传世的约有八千七百余种，十一万余卷，占古籍百分之十左右。方志不仅资治惠民、教化存史，其中的人文情怀，亦十分有趣。
比如《金陵梵刹志》中，对僧人的清规戒律，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载：经年以来，遁入佛门者接踵而至，其中“未见智人，但见奸邪无籍之徒”，为避患难偷生于此，改名换姓，潜入法门，“其修行之道不足以动人”，皆窘于衣食，岁月难度者，奔走市村，无异于乞丐，致使轻薄小人毁辱詈骂，有玷佛门。于是张傍示之：不许这些僧人奔走市村，以化缘为由，遭无籍之徒凌辱。若有此类，擒拿到官，“治以败坏祖风之罪。”僧人一旦就犯，被唤至官府应答，不得穿僧服跪拜公堂，“敢有连僧服跪公厅者，处以极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禁僧人穿着僧服以嫌疑犯的身份跪拜公厅，必须脱去僧服，以俗人身份对簿公堂，不得辱没佛家尊严。以此维护佛门圣洁，足见对佛教的敬重。同时规定，住持并一切散僧，不得结交官府，有违者，处以重罪。严禁僧人娶妻生子，胆敢冒犯，准许诸人打骂，并可索钞五十锭，如果没钱，打死无罪。对于已有妻室的僧人，愿还俗、愿弃离修行，可以听便。如果既不还俗，又不弃离，则准许乡里邻人擒拿赴官。对徇私隐瞒不拿者，“发边远充军。”关于儿童入法门，《清教录》条例规定：僧寺不得收养民间儿童，因儿童无知，听命于父母。长大成年后，“血气方刚，欲心一动，能甘寂寞、诚心修行者少。”所以僧人中多有泛泛不才轻浮不端者，败坏祖风。基于此，“敢有收留儿童为僧者，首僧凌迟处死，儿童父母迁发化外。”
《清教录》对入佛门者作了严格规定。而一旦成为僧人，则必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决不允许懈怠功课，轻慢修行。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圣旨，告之天下僧者、道人，务必各遵本宗教法，不许混同世俗，触犯宪章。洪武帝还发现，僧录司、道录司考试，天下僧、道，多有不通经典者，对于本教祖风，茫然无知，不识趋善惩恶之方。他认为这是平日不用功的缘故，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荒废了功课，作为僧道必须成为有修行之道的人。于是令礼部将以前出的榜谕编集成书，颁告天下僧道寺观，人手一册，申明周详，令他们刻苦学习。三年后再行考试，凡不及格者发配充军。
洪武帝有道貌俨然一面，亦有温情人性之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这天，一个和尚于左顺门上奏：本寺住持因身体有恙，难以行动，于是派臣僧前来。这是一个栽种竹木的和尚。他上奏说，本寺圈门里两边山上，奉圣旨栽种了一些竹木。如今御马官又传圣旨，着牧马人在山上打草放马，恐破坏竹木，特奏皇上知道。于是洪武帝传旨：不许放马打草。圣旨传出不久，皇上后悔了，转念一想，御马可是寡人的坐驾啊，出宫巡视全靠它们，不能要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呀，不但要吃草，还要吃好。于是又传圣旨：“你把草里树與我薅出来。钦此。”于是和尚把树木移了出来，放马进去吃草了。洪武宁可负了竹木也不能亏了御马。
在今天，《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可是在古时，《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众说纷纭，因为书上并没有注明作者，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几个字。于是有人猜测，一个叫华阳洞天主人的李春芳是为作者。可是在过去，点校古籍的人很多，并不一定点校者就是作者本人。并且发现，历史上号“华阳”者为数不少。于是有人考证，一个叫丘处机的华阳洞主应该是《西游记》的作者。但是，认定丘处机为作者有两个硬伤：一是《西游记》中多处提到锦衣卫、司礼监、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而这些官制官职是明朝才出现的；二是丘处机是宋元时期人。因此认定他为作者决不可信。之后又有王阳明作者说，也缺乏足够依据。认定吴承恩为作者之说出现得最晚，直到吴玉搢撰写的《山阳志遗》才首次提出。之后稍晚，阮葵生根据自己的见解，响应吴玉搢的考证，附和其观点，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两人的依据均是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吴玉搢、阮葵生的学说，他赞同两位先生的意见，并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写明《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而此时胡适先生正在研究《西游记》，鲁迅便将自己掌握的资料抄送给他。胡适如获至宝，借助这些史料，写下了《西游记考证》，肯定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可是仕途不顺，后来“竟以明经授县贰”，作了一个小县官。他为官不久，耻于为三斗米折腰，“遂拂袖而归。”胡适还利用《淮安府志》考证出吴承恩的大约生卒之年，进一步证明《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极富争议的《西游记》著作权终于归属了吴承恩。
方志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有些地方小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读来颇为有趣，比如人物掌故、风物山水和游记等。《吴中小志丛刊》之“平江记事”中，就载有虎丘的来历（平江即苏州，现为平江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部）：虎丘原名海涌山，吴王阖闾，即吴王夫差的父亲，葬于此。当时动用六十万人治其陵。其坟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为三重铜棺，下铺六尺水银，有名剑随葬。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
每年菊黄蟹肥之季，人们都会想到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该小志对苏州的螃蟹亦有记载，足见其美味名不虚传：吴中蟹味甚佳，世称湖蟹第一。正月上元，渔人所藏看灯蟹，三四只重一斤，风味殊胜，故陆龟蒙有《蟹志》，傅子翊作《蟹谱》，高似孙撰《蟹略》，皆发挥蟹族之风致也。
方志之书，记录实事，事信而不诞，体繁而不芜，虽非绝艳，可谓丰采。读方志，追史迹，往者虽旧，余味日新，遗韵悠长。
（2018年7月21日于朗诗绿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