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样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宋代以后，地方志体例结构、收录范围、记述方法乃至志书纂修机制，都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志书的编修通常由官府主持，主编则往往由地方官礼聘本地德高望重而又学识渊博的退休官吏、文化名人或客籍学者担任。

扬州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米，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

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也随之变化。无论是修志的观念和志书内容、门类，还是编纂方式等，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进和创新，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和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我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渭南市华州区，古代称郑县、华州，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称华县，有着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历史上的志书，有资料可证的最早一部，出现于唐朝，是由监察御史黎逢编撰的《郑志》。北宋时曾有两部新旧“华州图经”，元朝华州也有一部“郡志”，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华州训导钮莹中也曾编过一部华州志，但上述各部志书均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