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范全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提高年鉴编纂出版水平，推动年鉴事业科学发展，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　例》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范。

连续性是年鉴的基本特点之一，但在编纂实践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影响了年鉴编纂质量的提高和年鉴功效的发挥。这主要是年鉴编纂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年鉴记述对象及其特性、缺乏读者至上的理念所致。因此，必须切实提高对年鉴连续性问题的认识，加强学习与培训，通过多种途径来强化年鉴的连续性。

旧志整理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文字工作繁冗，如有不慎，就会事倍功半，在整理旧志中，我们应采取以下步骤与方法，以体现古籍整理的要求。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本文论述了创建年鉴信息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探讨了年鉴信息理论基础研究的对象、范围以及年鉴信息的制作方法。

年鉴主编的风格、品位、眼光、能力、水平决定着一部年鉴的品质。只有主编对年鉴条目内容、栏目结构，特别是年鉴编纂中的几个重要“数字”把握恰当，才能编出符合年鉴体例和规范要求、入鉴内容丰富而合理、查询检索方便而实用的精品年鉴。

郫县之有志，据考始于宋代《古郫志》，自宋代到清同治八年，计有县志七部，已知著作者的有四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令沈芝重印的《郫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县令朱鼎臣主持编纂的《郫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令杨得质在嘉庆志上增补三篇艺文志，称为道光志；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陈庆熙主持编纂的《郫县志》。经过岁月风霜，诸多县志鲜有留存。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得以普及，人们获取资讯的速度几乎实现了与事件同步，受众对信息的实际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年鉴在其最初的发展时期，以准确、权威、丰富的信息传播特点取胜。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年鉴因为难以克服出版周期长的硬伤，依靠固有优势已然不足以立足市场。因为各部门、单位都可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对外公布信息，大大降低了受众对年鉴的需求。年鉴要突破这一尴尬处境，就必须要转变思维，寻找全新的出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本文通过对馆藏民国年鉴的调研,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年鉴,它将为改变我国年鉴的历史提供重要的依据。阐述了这些馆藏民国年鉴所反应的我国早期年鉴编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民国年鉴的信息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