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人修纂外省方志说略

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清代是中国方志修纂数量最多的时期，而江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方志的成绩尤为突出。

一、苏人修纂外省方志成绩概说

清代各级地方主官及学政教谕等皆从科举进士中选任，江苏录取进士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苏籍官宦遍及全国各地。清代江苏文化繁荣昌盛，硕学大家辈出。《四库大辞典?史部?地理类》（以下简称《大辞典》）著录明清民国（主要为清代）省、府、州、县（含厅、卫、司）四级方志凡1952种，除去江苏、上海（明清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府县隶属江苏）133种，尚余1819种。其中苏籍官宦学者修纂223种，占外省四级方志总数的12.3％。《大辞典》著录外省四级方志分别为省志80种、府志190种、州志178种、县志1371种；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四级方志分别为省志13种、府志24种、州志26种、县志160种，分别占外省四级方志的16%、13%、15%、12%。《大辞典》著录山东省四级方志数量最多，为262种；苏籍官宦学者修纂41种，占著录山东省方志总数的16%。

关于清代方志的质量，梁启超认为：“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但是，同时他又认为：“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多”，“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亦不少。他列举方志中的“表表者”114种，其中苏籍官宦学者修纂或参订者41种，占总数的35%；阳湖（今武进）洪亮吉1人就入列9种，即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及《长武县志》。《大辞典》著录的苏籍官宦学者修纂的外省223种方志中，著录者称誉为善本、佳志、佳作、佳构、名志者计43种，占总数的19%。其实远不止此数，如梁启超所列洪亮吉修纂的9种佳志，《大辞典》仅著录3种；晚清著名方志学家江阴缪荃孙修纂的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以及《昌平县志》等亦被梁启超认定为佳志，而《大辞典》均未著录。《大辞典》著录山东省府志18种，著录者评价为佳志者7种、一般6种、劣志5种；苏籍官宦学者修纂4种，其中佳志3种，占府志中佳志总数的43%。《大辞典》著录者评价苏籍官宦学者修纂的方志谓：吴县徐政顺治《邹平县志》，“堪称佳志”；武进徐竑康熙《长子县志》，“为康熙时方志之佳作”；无锡稽曾筠乾隆《浙江通志》，“为通志之善本”；泰州宫懋让乾隆《诸城县志》，“堪称名志”；吴县周尚质乾隆《曹州府志》，“不愧为善本”；阳湖洪亮吉《登封县志》，“一经刊出，即被称为善本，为后代修志者奉为楷模”；阳湖孙星衍乾隆《偃师县志》，“是现存《偃师县志》中卷帙最多、资料最丰富、质量最高的一部志书”；武进许绍锦嘉庆《莒州志》，“为州志佳作”；武进李兆洛嘉庆《东流县志》，“在安徽诸志中堪称佳志”；仪征阮元和江藩道光《广东通志》，“在现存六种《广东通志》中最为佳本，海内推之为善本”；仪征厉秀芳道光《武城县续志》，“在山东诸志中可称佳作”等等。

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方志且能与时俱进，在篇目体例上敢于突破成例，彰显地方特色优势，多所发明创式。昆山周广《江西通志》，“仿史立奸臣酷吏传，突破方志隐恶扬善之惯例。在方志中创奸宄一门，载一方大恶，以垂永戒。”无锡稽曾筠《浙江通志》，“在经籍门下立两浙志乘，记载浙江历代府志修纂源流，为该志的独到之处。”山阳（今淮安）苏士俊《南宁府志》，“专设土属志，载土司及少数民族吏事和风俗，保存民族民俗资料。”武进许绍锦《莒州志》，“删农桑增盐法，因莒洲以产盐名区，非农桑之地，故作其损益，不愧为卓识。”溧阳黄祖怀乾隆《平原县志》，“分门设目别具一格，在学校门内列乐器、书籍二目，在艺文门中列书目、碑记、诗歌三目，在清代县志中尚为罕见。”阳湖吴巩嘉庆《邓州志》，“分门别类颇具一格，如赋役、货殖两志区别开来，记述井然有序，既不为省颁条例所拘束，亦非矜异立奇、妄加臆断，洵为方志正裁，为后来所法式。”仪征汪和咸丰《太谷县志》，“创年纪一门，仿通鉴纲目，分年纪事，以备征本，与志乘体例，新增一门。”吴县朱达章光绪《深州风土记》，“创例人谱，广征谱牒，考辨州里名门望姓源流。”淮阴郭嵩焘《湘阴县图志》，“一改前志体例，首以图志命名，其图有六目，首经纬、次总图、次城郭、次水道、次二十九乡地势，靡不纤悉，洵独具卓识，为方志中所仅见；至若分乡以志地、分条以志山、分源流曲折以志水、以表记人物事功，体例虽变而不失于雅，文虽富而不伤于繁。”

二、苏人取得修纂外省方志佳绩的原因分析

1、主修者本人学识渊博。雍正《乐安县志》主修南通李方膺能诗善画，为扬州八怪之一，其主修的县志“为山东名志”不足为怪。《湖北通志》主修镇洋（今太仓）毕沅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殿试状元，其学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等，著作宏富，有《经训堂丛书》等，并主编《传经表》《续资治通鉴》等。《广东通志》主修仪征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其学博及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校勘，精于训诂、考证之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与江藩合著《扬州府志》嘉庆《真州志》《浙江通志》《云南通志》，辑录绍熙《仪征志》等。如毕沅、阮元之辈，乃乾嘉时期硕学大家，所修方志质量上乘即在意料之中。

2、延聘学者主纂。清代，聘请学者主纂方志成为风尚。就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方志而言，大致有四种情形。

其一，主修为苏籍人，聘请其居官之地学者主纂。诸城县志主修泰州宫懋让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诸城县知县，聘请益都李文藻主纂县志。李文藻为清代方志纂辑派代表人物，主张方志体例宜用图、纪、考、表、录、传六体；修纂方志宜纂旧文，不著一字，以示征信；引用资料需注明出处 ，方称严谨。《诸城县志》正是其“六体说”的具体实践，论者誉为“清代纂志的代表作，堪称山东名志。”

其二，主修为苏籍人，聘请其同乡学者为主纂。嘉庆《郯城县志》主修阳湖吴阶修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任郯城县知县，特聘其同乡好友陆继辂为续修县志总纂。陆继辂为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曾任合肥县训导、江西贵溪县知县，擅诗文，与陆耀遹齐名，世称“二陆”，为阳湖派主要作家之一 。嘉庆十七年，阳湖魏襄任洛阳县知县，主修县志，亦特聘其同乡陆继辂任总纂。陆继辂率领阳湖一带10余位文人学者浩荡入洛，次年志成（其后，陆继辂又受聘总纂《安徽通志》）。陆继辂总纂两部县志和1部省志均受到论者好评，其中《郯城县志》《安徽通志》入列梁启超认定佳志之列 。

其三，主修为苏籍人，聘请苏籍学者主纂。《东流县志》主修如皋吴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任东流县知县，聘请武进李兆洛主纂县志。李兆洛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曾官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书院，精通音韵、史地、历算之学，其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皇朝一统舆图》等奠定了其清代著名地理学家的地位，他主纂的多种方志均受到论者好评。乾隆《怀庆府志》主修甘泉（今江都）唐侍陛、乾隆《登封县志》主修阳湖陆继萼，先后征得巡抚毕沅同意或经毕沅推荐，聘请阳湖洪亮吉主纂；嘉庆八年（1808年），丹徒鲁铨任宁国府知府主修府志，亦聘请洪亮吉主纂。洪亮吉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充任实录馆纂修。他是清代著名方志理论家，方志地理学派代表人物，又是方志修纂实践大家，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陆续修纂外省9种方志，皆为善本。《广东通志》《浙江通志》《云南通志》等主修阮元，先后多次聘请甘泉（今扬州）江藩为总纂修纂多种方志。江藩自幼家贫，长期为阮元幕宾。他治学范围广泛，著述宏富，其《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在清代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安徽通志》主修江宁邓廷桢于道光五年（1825年）任安徽巡抚，踵事陶澍，聘请阳湖陆继辂总纂安徽首部通志。

其四，主修为外省籍人，聘请苏籍学者主纂。《偃师县志》主修南皮汤毓倬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任偃师知县，到职后即以修志为急务，故特聘阳湖孙星衍执笔主纂。孙星衍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于经史、文字等学均有研究，学术造诣深邃，与洪亮吉齐名。他与洪亮吉、钱大昕、戴震同为清代方志地理学派代表人物，曾应陕西巡抚毕沅邀请，修纂《关中胜迹图志》《邠州志》《礼泉县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和《三水县志》，晚年修纂《松江府志》，皆为志中佳构。嘉庆四年（1799年），孙星衍又应《庐州府志》主修福建晋江张祥云之聘，主纂《庐州府志》。嘉庆年间，怀远县知县孙让主修县志，延聘李兆洛担纲主纂。

3、聘请苏籍学者校编。吴县徐政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任邹平县知县，主修县志。适逢昆山顾炎武游历山东，即特邀其为校编。顾炎武还参订康熙《德州志》。两志均被梁启超奉为佳志。康熙年间虽谕令地方官修志，“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所列“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方志，康熙年间者仅4种，故上述顾炎武参订的两种方志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苏籍官宦学者通过修撰外省特别是文化相对落后省份的四级方志，保存了大量地方资料，推动了地方文化建设，阙功其勋。值得书之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