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下如指诸掌 ——中国方志的历史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今天的第一选择可能是上网搜索。在没有百度、谷歌的时代，人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了解天下四方的概况呢？有，那就是方志。方志就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内容兼含地理与历史，形式包括图像和文字。
古代的方志全面记载了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信息：地域范围、机构设置、古今变迁、人口、自然资源、名胜古迹、气候灾害、文化教育、历史名人、宗教风俗等，几乎无所不包。这些内容条目是否有点熟悉？不错，这就是古代的百度百科。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就是这种图书。因为内容包罗万象，司马光甚至称之为“博物之书”。很多方志都附有图录，说它等于谷歌地球＋百度百科，并不夸张。
方志更是地方和国家的账本，体现其对自然和历史资源的掌控。基本上有了国家，有了解国家地理和社会状况的需要，就有了方志。战国时期的《周礼》已经出现“方志”一词，属于司徒的职掌。《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方志大略有三大源头：图籍、地方史和地理书。唐刘知几《史通》所论秦汉杂记十流，也是“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三类与方志关系最密切。图籍就是地图与户籍册书。图书结合，就能知道地理险隘、人口户籍。有了这些关键性的数据，才能谈得上实际统治。真正是一图在手，天下我有。
荆轲为了能见到秦王，就拿了燕国督亢之地的地图进献。可能没有相关说明性的册籍，所以荆轲亲自为秦王解说，才有后来图穷匕见的故事。萧何入关中，也是先取这类图书，最后协助刘邦攻取天下。到了汉末，张松献图，刘备才开始着手夺西川。在交通和信息都相对闭塞的古代，这些图籍相当重要。
从方志到总志
先秦时期，不仅有孔孟、老庄、韩非等辨析伦理的贤哲，也有将视野投向大地山川、仰望宇宙星辰的“思想者”。《禹贡》记载了大禹勘定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还评论了各州土地人民的特点。《山海经》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山海想象，成为后世很多神话的来源。想象瑰丽的屈原，可能正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战国的邹衍在哲学上提出“阴阳五行”说；在时间维度上，有“五德终始”的历史观；空间上，有大小九州之说，称天外有天，海外有海，华夏之地仅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以当时的诸侯国疆域和地球表面积计算，还真有些八九不离十。没有现代测量技术，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又穿越了？
一定意义上，地记是疆域开始固定的表征。迂远之说终究离现实太远，人们逐渐将视线从宇宙投向大地。十二星次与九州分野的划分将天空与大地连为一体，先民们终于可以安心地关注身边的现实世界了。《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帝刘秀建国，“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从东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耆旧传”“风俗记”，“水道记”纷出，当时多称“地记”，可算是早期方志。也有人将《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看作最早志书。梁启超就称反映西南地区概况的《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
隋唐以降，全国性的方志修纂渐成常态。编修的方法基本都是先修一地的方志，再汇总为全国性的总志。
唐宋时期的方志多称图经或图志，有图，也有文字说明。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说法，系统修志始于隋炀帝。隋炀帝很忙，但再忙也没落下对图书文献的整理。隋大业年间，诏令全国各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全国性的有《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虞世基等重修的《区宇图志》内容多达1200卷，可谓详备。
唐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士子，都非常重视图经。德宗规定各州府每3年或5年一造图经，上报朝廷。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方志名家的丞相贾耽。他纂修的《陇右山南图》，非常注重比例尺的精确性。为了避免很多地理盲对古今地名傻傻分不清的情况，又用朱墨加以区别。是不是很眼熟？不错，这种方法我们今天还在使用。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是为唐王朝收复被吐蕃占据的陇右地区准备的，算是与朝廷需求关系密切的重大攻关项目。
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志集，要数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对大唐四十七镇，每镇一图一志，详载州县、道里、户口、贡赋等，连目光挑剔的四库馆臣都称赞“体例最善”。可惜南宋时图亡佚，只好改称《元和郡县志》。
作为和唐宗并称的宋祖，在修志方面也毫不含糊。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称：“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宋太祖国初下诏“遇闰岁造图以进”（《宋史·职官志》）。真宗时所修《祥符州县图经》居然达1500余卷；神宗时修《元丰九域志》，徽宗为此还专门设置“九域图志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太平寰宇记》，首开方志人物、艺文之例，又增加土产、风俗、人物、姓氏等内容，可算是第一部定型的方志。这一时期的方志文字内容渐多，图渐居于次要地位。
唐宋时期的图经方志记载详细，是为官做宰、居家旅行的必备利器。呈送图经也是各地接待新到任官员，汇报地方情况的重要方式。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想象他到任之后“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
唐人还用图经作导航地图和旅游手册。韩愈路过韶州，提前向地方官借图经，准备“攻略”。“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手册上景点太多，忙不过来，有人感叹“武陵嘉致迹多幽，每见图经恨白头”（晚唐齐己《怀武陵因寄幕中韩先辈、何从事》）。想必和逛网店逛到眼花，恨不得照单全收，是一个理。“柴桑分邑载图经，屈曲山光展画屏”（王周《湖口县》），说的是先看图再亲临游览，就有将2D图经变成3D真人体验的快感吧。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新志《大元一统志》修成了，这是我国将方志汇集称为“一统志”的开端。明太祖朱元璋也不甘示弱，洪武年间三次编修全国性的《大明一统志》，明成祖更是第一位亲自颁布纂修《凡例》的皇帝，真是为祖国的修志事业操碎了心。
清朝是修志的极盛期。从顺治十八年（1661）命贾汉复督修地方志开始，清王朝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修志活动中，仅全国性的《大清一统志》就修了三次。据统计，现存8000多种方志中，70％都是清代编修的。但清代推行的文字狱，使不少涉及违碍文字的明代方志被焚毁删改。
大数据时代的地理信息与地域文化传承
古人重视方志，称之为“国史之羽翼”，可以“资政”“存史”“教化”。英国李约瑟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认为，中国的地方志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国的方志早播海外，美国、日本、欧洲等都有分布，有些还是孤本。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有谷歌地球，有百度百科，还需要方志吗？大数据给方志文献带来的不是消亡，而是永生。方志不仅是当前电子检索的文献来源，而且海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已经整合地理信息系统和历史人文数据，希望能呈现立体动态的历史信息。比如哈佛大学包弼德主持的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已经开始大量录入方志资料，并将之应用到历史人文研究中。随着项目资料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我国两千多年来地理和人文的相关信息，将以更丰富的内容，更直观的展示，给人民带来更深刻的认识。届时，“观千载如犹旦暮”“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也将不再是一种修辞。
宋人有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虽然颜师古、刘知几都批评过修志中“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竞美所居，谈过其实”的现象，但“正、虚、公”还是主流（卫周祚《曲沃县志·序》）。从周王朝采问风俗开始，历代乡贤耆旧，或口耳相传，或诉诸笔端，守护地方文化根脉，书写中华文明姿彩。清代方志修纂就汇集了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全祖望、章学诚等学术大家，未为人知的作者更不知凡几。“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日趋同质化、人口流动愈加频繁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顾地方文化传统，重新认识“吾土吾民”。
（本文作者：张宗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