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转变“常识”，尝试“减法”

“材料”与“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两大要素，“问题”的生发有赖于“材料”的运用和解读，“材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释与探讨。陈寅恪先生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近几十年来的学术发展证明了“材料”与“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大量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北朝隋唐墓志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激发出众多新的学术议题，备受关注，成为推进秦汉至隋唐历史研究的一大新动能。自宋代以下，传世文献浩如烟海，随着大量典籍的影印出版与整理点校，加之计算机检索技术的应用推广，“材料”的不断“涌现”亦支撑着宋元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相较之下，在各断代史中，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素以史料匮乏著称，传世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出土石刻资料亦无法与隋唐碑志等量齐观。那么，新一代的辽金史学人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精耕细作，进一步推进辽金史研究，便是很有价值的讨论议题。2018年3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青年史学工作坊第89期学术活动，以“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为主题，邀请青年辽金史学者进行漫谈式的研讨，有助于我们探索和反思辽金史研究中的“材料”问题。
此次漫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丽巍老师主持，邱靖嘉担任引言人，受邀与谈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康鹏、孙昊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其他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包伟民教授、张帆教授以及胡恒、胡翔宇、周施廷、杜宣莹、张亦冰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教师。
本活动属于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之“史料工作坊”系列。首先，古丽巍介绍了此次漫谈会的缘起和各位引言人、与谈人的学术背景，并向各位参会的老师、同学表示欢迎和感谢。

活动现场
随后，邱靖嘉作为引言人，对此次漫谈会的主题做了解释说明。在各断代史研究中，辽金史最为薄弱，尤其与前后相承的唐、宋、元史研究相比，更显萧条，造成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缺乏。目前，研治辽金史主要依靠的还是《辽史》、《金史》两部元修正史，辽金时期的传世文献，确为辽代的仅有一部韵书《龙龛手镜》，金代尚有《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以及几部金人文集，数量少得可怜，出土石刻资料也不如唐宋丰富，而宋元文献有关辽金王朝的记载十分零散，不易搜检。虽自近代以来，几代辽金史学者利用有限的史料奋力开拓，已取得可观的学术成果。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材料”问题一直是制约辽金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约十年前，刘浦江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一文，曾谈及这一问题。据他粗略估计，“辽金史史料仅及宋代文献资料的三、四十分之一”，“尽管材料如此匮乏，但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传世文献资料仍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传统史学方法也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到极致”，并指出从辽金史研究对于史料的利用应从此前的“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那么我们该如何“精耕细作”呢？这就直接催生出本次漫谈会的主题“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试作解题。
第一，大力发掘辽金史的新资料。辽金史料虽少，但若深入翻检、挖掘，其实仍可发现许多尚不为人知的新史料。刘浦江教授即已指明方向，提示应“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近年来，已有一些青年学者循此路径，从宋元类书、明清方志等书中搜掘出一些新的辽金史料。此外，辽金石刻资料亦需进一步搜集与整理。
第二，对已有辽金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研究。传世的辽金史料往往来源复杂，既有源出辽金官方记载者，也有宋元人的转辗讹传，需要从史源学的角度加以仔细辨析，去伪存真。如元修《辽史》、《金史》各部分史料来源不同，间有元朝史官的叙述，可信度有别；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载女真史料历来引用者甚多，孰不知此卷系徐梦莘杂采诸说剪裁拼接而成，其中颇多讹误，需提高警惕。另外，如《册府元龟》、《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部头史籍记有许多辽金史事，虽略为人所知，但尚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和研究。
第三，对于辽金史料的批判与检讨。在明晰史料来源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其历史记载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去加以解读，以期了解编撰者的心理和意图。这就牵涉到当下比较时髦的史事建构和历史书写问题，对于辽金史研究而言可谓是一个崭新的视角，通过批判、检讨既有史料，我们可能会生发出新的历史认知，甚至颠覆某些熟知的“历史常识”。比如今本《辽史》、《金史》的编纂过程十分复杂，若对其历史记载体系加以解构，或许可以看到辽金历史的另一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