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转变“常识”，尝试“减法”

邱靖嘉《<金史>纂修考》
其后，三位受邀嘉宾围绕上述主题，结合各自的研究心得，分别做了回应发言。孙昊最初因受博导杨军教授影响，研究《金史·世纪》而进入辽金史领域，对早期女真历史记述做过系统梳理和研究，出版《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他认为辽金史材料虽少，但并非已无可做的余地，需要结合上述三个方面加以深翻与检讨，也要重视理论“常识”的转变对于理解文献，尤其是民族史文献的重要意义。
孙昊认为对于传世女真文献资料的“深翻”，有赖于理论“常识”的转变。长期以来，一些“孤岛式”民族志理论在许多研究者观念中形成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常识”，影响到他们对文献史料的理解。正确的研究方式应从分析史料记述的社会语境入手，然后再与特定的理论观点对话，得出新知。他的《金史·世纪》研究就循此思路，首先梳理文献记载体现出的社会关系，厘清史料与史料之间、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系及其基本属性；其次，对女真各部族的分布情况做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地理空间层面扩展有限的资料，揭示出更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从这两方面出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通过地理位置能判定，《金史·世纪》记述的“完颜”仅是一个“部姓”而已，并不能像学界旧识那样，将之释做实然存在的血缘性的氏族、部落组织。通过仔细梳理各部族、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相关女真文资料，能够获知《金史》所载某某部、某某族、某某家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最后结果可以证明，学界传统旧说与女真人早期的社会观念不相符，那么就有必要对看似已经没有挖掘空间的常见文献资料进行重新认知。另外，要充分意识到文献的文类特征与编纂目的，把握其撰作的语境、目的。就民族史而言，应尤其重视古代民族志记述的文本语境对读者的影响。这一点从宋人关于女真的知识谱系的反思即可见到。孙昊在梳理《宋会要》、《辽史》、《三朝北盟会编》、《高丽史》诸书的女真记述时，发现各方记述的女真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语境之中，遮蔽了女真自身的政治取向和族群分异实态，因此在运用此类文献时，应当辨明其文本形成之语境与知识来源，而不是简单引用，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