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康乾南巡遗迹探访

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

“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赢虚，动关国计。”扬州盐商的巨富是利用清朝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权——盐引制，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他们兴盛于此，也败落于此。有特权庇护，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官商。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

两淮盐运使司（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设在盐区，运司、辖3个分司、23个灶场。管盐的收购运输。

两淮巡盐御史：即两淮盐政，驻扬州，职司巡视管辖两淮（淮南、淮北）盐务，统辖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各府、州、县额定引盐的销售，监督户部所属运司、分司、灶场的生产运输管理，查缉私盐。巡盐御史衙门又名盐漕院，设于两处，扬州府城内和仪征县南。

据《清宫扬州御档》中有两淮盐政吉庆在《奏为圣驾南巡两淮商人程可正等公捐百万银两事》奏折中称“江省幸蒙恩允南巡，万姓欢腾，淮商倍切所需费用久愿公捐，其踊跃难形情状”。虽然乾隆首次南巡到底花了多少银子并没有明确数字，但是光扬州盐商助其南巡就捐了100万两银子。取宠皇帝也是他们维持特权的方法。乾隆于十八年南巡时，扬州盐商捐银二十万两修建行宫。为此乾隆特允许纲盐、食盐每引增加十斤以示奖励。乾隆的几次南巡，盐商们都是巧思妙想，广造园林，争奇斗妍，以奉宸游，有“一路楼台直到山”之称。无怪乎乾隆惊叹说：“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

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微妙关系，扬州盐商也无形中承担了许多封建义务。遇大灾大难时，大力支持清政府是他们报效朝廷的最好机遇。如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扬州盐商江广达主动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清政府为此赏给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扬州盐商“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

扬州盐商对清政府作出很大的贡献，清帝对他们也恩宠有加，有两件上谕档、案看出当年盐商加官晋职的情形，“上谕两淮盐政吉庆，数年以来办理事务，颇知黾勉，著赏给奉宸院卿衔以示奖励。”乾隆十六年三月又谕曰：“王儒正不胜副都统之任，著以协领补用。其京口副都统员缺。著吉庆补授。镇江距扬州甚近，可以不时往来，所有两淮盐政事务仍著吉庆管理。”而在南巡的中途，乾隆又对吉庆进行了恩赏。吉庆也为此特上奏《奏为圣驾南巡恩赏物件频颁御筵谢恩事》。从吉庆的奏折中可以得知，乾隆对吉庆频繁颁旨赐予御筵，此外还赐其黄马褂、良马、貂皮、细缎、荷包等物，尤其是御赐黄马褂，这在当时当属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些说明，乾隆对扬州的各项迎驾工作是十分满意的。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皇帝颁旨“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勇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其以加奉宸苑卿衔之。黄履暹、洪征治、江春、吴禧祖俱著，各加一级，已加按察使衔之，徐士业、汪立德、王勋俱著，加奉宸苑卿衔，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怒、汪涛著，各加按察使衔，程征著，赏给六品职衔，程扬、宗程玓、吴山玉、汪长馨俱著，各加一级。”政治上的加官晋级不过是虚头衔而已，得名是为利，乾隆深知盐商的心思，于是经济上又给予恩惠，同日又颁旨，“上喻两淮商众现已加恩优叙，更念该商等销引办课，岁额通完，而于承办差务，尤能勇跃急公，深堪嘉予，著再加恩，自壬午纲为始，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庶民食既足，而商力亦纾用，示恤商爱民之意。”

江春，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六次接驾乾隆帝”，而被称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江春担任“两淮盐业总商”40年，两淮盐业达到鼎盛，深得乾隆皇帝器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江春承办一切供应。皇帝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了玩意题了字，还先后赏了好几个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这些可都是当时盐商独一枝。乾隆五十年，江春更是受邀赴宴于京城乾清宫举行的“千叟宴”，所得恩宠在盐商里可谓登峰造极。值得一提的是：江春家养的戏班子“春台班”，乾隆五十五年，与“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一道，奉旨入京为乾隆皇帝80大寿祝寿演出，演绎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事件。晚年，江春因“家产消乏”，家财耗费一空，乾隆皇帝居然两次赏借皇帑55万两白银，也就是借他本钱做生意。江春去世后，乾隆皇帝又赏赐其子江振鸿5万两白银，作为营运盐业的资本。一介布衣商人，获帝王如此殊荣与恩宠，史所罕见。